總之，“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要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必須大力加強文化建設，堅持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引領全國各族人民奮勇前進”。

　　二是對于文化體制與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要求的不相適應性的充分認識。

　　正是由于對新形勢下文化建設重要戰略意義的深刻認識，使中央更加清醒的認識到了阻礙文化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體制機制性問題。可以說，新形勢下的文化體制改革就是以對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戰略意義的充分認識為基本前提，以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需要為根本目的展開的。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和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文化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經濟基礎、體制環境和社會條件發生了深刻變化;同時，隨著數字技術的應用和互聯網的普及，文化的傳播手段也發生了重大變革，思想文化交流呈現出分散性、便捷性、跨國界等特點，我國面臨的國際文化競爭更加激烈。在此背景下，中央多次指出了我國現行文化體制的不足之處：

　　“現行文化體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相適應”愈發凸顯。“我們在許多方面還習慣于用計劃經濟的手段管文化、辦文化”，一方面“把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相混淆，政府統包統攬，應該由政府主導的公益性文化事業長期投入不足，應該由市場主導的經營性文化產業長期依賴政府，因而束縛了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另一方面，一些掌握大量國有文化資源的文化單位，“游離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外，缺乏活力和競爭力，尚未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面對文化市場已經出現的多種所有制競爭的局面，有些國家辦的文化單位反應遲鈍，沒有形成進入市場主動競爭的意識和體制，甚至一些文化單位在現行體制下難以為繼”。公有制文化單位游離于市場之外，造成“主體”缺位，也不利于國家戰略安全;

　　“文化發展與我國對外開放的新形勢不相適應”引人關注。“一方面，國家的文化資源大量閑置;另一方面，外國文化產品大量涌入，文化產品進出口嚴重逆差”;

　　現行的文化體制也更加與世界高新技術飛速發展和應用以及由此帶來的文化生產力的大幅提升不相適應。在新的傳播手段加快發展面前，我們“還缺乏適應性和主動性，在體制、結構和管理上反應很不敏感，在運用高新技術形成新的文化創造力上，還不能同發達國家高新技術和市場運作相結合、催生文化產業迅猛發展的勢頭相抗衡”。

來源：瞭望 責任編輯：阮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