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造船數量是十分驚人的。據《永樂實錄》記載:從永樂元年至十七年(1403-1419年)就建造和改造海船近2000艘。特別是鄭和“其所乘之寶舟,體勢巍然,巨無與敵,蓬帆錨舵,非二三百人莫能舉動”。《明成祖實錄》記載:“永樂元年(1403年)5月辛巳,命福建都司造海船137艘。”當時海行之法,以六十里為一更,為了在更數起止,記算無差誤而必達其所。鄭和舟師首航西洋時,預先在造船和航海技術方面做了充分的準備工作。“始則預行福建、廣、浙,選取駕船民梢中有經慣下海者稱為火長,用作船師。乃以針經圖式付與領執,專一料理,事大責重,豈容怠忽。”鄭和寶船船體寬碩,穩性好,為了增加船速,寶船采用12帆和高大桅桿來彌補這個不足。多桅多帆,“云帆高張”且承八面風,有如天助地使鄭和寶船能自由馳騁在“烈風陡起,怒濤如山”的印度洋上。
泉州有427公里的海岸線,有數千年的優良航海傳統,造船業興盛發達,工藝水平在國內首屈一指,泉州后渚港出土的南宋船,足以證實這一點。航海技術精良,飄洋過海經驗豐富。唐時,泉州港已列為中國的四大港口,宋元時期更躋身于世界最大港口之一,與亞洲、非洲、歐洲的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頻繁互動。自古民生走洋,以海為田,火長、舵手、碇工、水手、通事等各種人才濟濟。清人蔡永兼《西山雜志》記載鄭和首下西洋時“調雇泉州船,以東石沿海名導引,從蘇州瀏家港入海,至泉州寄泊,入九日山巖祈風,至清真寺祈禱。”正說明這樣的事實。成祖時代,注重發展海事外交活動,諸番國遣使“捧琮執贄,重譯來朝”,因此復設市舶司于寧波、泉州、廣州,《明史?食貨志》云:“永樂三年(1405年),以諸番貢使益多,乃置驛于福建、浙江、廣東三市舶司以館之,福建曰來遠、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
在鄭和下西洋航海壯舉中,泉州港在港口、造船、航海、貨品、宗教、人才等方面均充分發揮其重要地位和作用,因此鄭和舟師頻繁輾轉泉州,至今留下不少史跡和美好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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