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代“八閩文宗”歐陽詹敲啟科第之門，閩南之地學風激蕩，“縵胡之纓，化為青衿”，人文思想也在互相的切磋、砥礪間，得到進一步升華;宋代，泉州學風邁向鼎盛，輔國、經邦、濟世之才比肩繼踵，特別是朱子過化之后，理學心性治術大張其道;有明一代，以蔡清為代表的正統理學，突破前人藩籬，帶動閩南學術形成結社研究高潮，陳琛、蘇濬、易時中、張岳、李廷機等大批名士在“立說”方面各有建樹。其間更有李贄橫空出世，崇尚本真，與假道學相抗爭，締造閩地哲學新高峰;入清之后，隨著漢學、西學的相攜并進，崢嶸俊士往來穿梭，安溪人李光地即有12部理學著作被納入《四庫全書》，富鴻基、陳遷鶴、林模、李清馥、陳桂洲、蔡鴻捷等人著述，相繼輝耀古今。

過化亭始建于明代，是為紀念朱熹講學教化之德而建的。近年又歷重修。

朱子過化 禮義風行

承接唐代開放之潮流，有宋一代的泉州在思想交流上更無拘束。特別是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朝廷在泉州增置市舶司后，海內外交流多了，學理思辨之潮旋踵而至，呂惠卿《三經新義》、蔡確《禮文》、梁克家《詩文奏議外制》、莊夏《典故備志》、洪天錫《經筵講義》等泉州人的典籍，在這一時期揚動煙火。

據《豐州集稿》載，南宋時期，泉州講學之風更盛，在理學傳播過程中，出現與學說相配合的社會改革制度，如適應于官民和諧的義倉制、社倉制、書院制度和鄉約等。而這些，都為“朱子過化”提供了必要的社會條件。

朱熹于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出生于尤溪，其青少年時代卻是在泉州度過的。父親朱松在紹興初任石井鎮監，朱熹曾隨父至任所。紹興十八年(1148年)朱熹登進士第，二十一年(1151年)任泉州同安縣主簿，廣交在泉的父輩好友如傅自得、陳知柔等，并與當時一些青年才俊交流論學。他還曾利用在泉州府治等批書的機會，在府治的不二祠、資壽寺講學。“不二祠”原為紀念唐歐陽詹而建。朱熹對泉州先賢歐陽詹推崇備至，在此種竹建亭，講學其中，自題曰“小山叢竹”。晉江安海也是朱熹多次講學的地方。石井書院，位于晉江安海鎮西整頭境，前身為宋紹興年間安海長者黃護為時任安海鎮官朱松(朱熹之父)捐建的講學館所——鰲頭精舍。朱熹任職同安時，屢次到安海尋訪父親遺跡舊事，并開壇論學，“見其老幼義理詳悉，遂與論談，士因益勤于學”。

紀念唐代進士歐陽詹的不二祠

朱熹在泉州積極倡辦書院講學。南宋泉州各縣幾乎都有朱熹講學處，一時文風大盛，世稱朱子過化之地。朱熹在哲學思想上，從二程學說出發，批判地繼承各家之長，形成完整的理學體系，集理學之大成，風靡全國。朱熹的理學思想，尤其是社會倫理思想，對閩南民風民俗影響極為深遠。《泉州府志》稱，朱熹過化后，泉州“民風更變”，民間婚喪喜慶悉“遵朱子家禮”。《同安縣志》載，同安經朱熹“教化”后，“禮義風行，習俗淳厚。去數百年，邑人猶知敬信朱子之學”。

朱子“閩學”在泉州有深厚根基。清人陳科捷曾說：“吾泉務實學，自歐陽四門以后，至宋為朱子過化之地，淵源所漸，浸與伊洛比盛。”朱熹與泉州結下的不解之緣，使泉州出現了一大批朱子門人，其中較著名的有“紫陽始教之高第”許升、“有志于紫陽之學”的邱葵、“得紫陽道學之傳”的呂大奎、“明敏有余少持重”的王力行等人。據《泉州府志》載，學有所成的朱子門人尚有南安人傅伯成、李亢宗、黃謙，晉江人林巒、楊履正、楊至，惠安人劉鏡等。大批朱子門人活躍于泉州各地，積極傳播朱子學說。自此而后，泉州理學大興，儒林士子多出其門，所謂“自宋迄明，理學經濟為本”，正反映出朱子過化對泉州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蔡清祠坐落于泉州府文廟廣場西側

易學精研 培風圖南

明代以來，泉州各地儒學、書院大量興起，朝廷對于各地書籍刻印亦持開明態度，私家刻書特別流行，讓更多的思想類、學術類典籍進入人們的視野，明代泉州理學、易學迎來春天。

蔡清則是閩南易學在明代異軍突起的關鍵性人物。蔡清生于明景泰四年(1453年)，字介夫，別號虛齋，晉江人。他天資穎悟，少時曾師從福建副使何喬新，在六經、諸子及史集之學上頗有心得。后來，又拜侯官人、名儒林玭為師，追隨其研學《易》經。在名師的開導下，蔡清對理學名家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等人的性理之書，“靡不熟讀精究”，逐篇析理，闡論精深，逐漸形成了自己在理學、易學方面系統性的理論。蔡清的理學，主要還是繼承朱熹的學說。他在泉州清平鋪樓上潛心著述，寫成理學代表作《四書蒙引》，捍衛朱熹的學說，凡“合于文公者取之，異者斥之，使人觀朱注玲瓏透徹，以歸圣賢本旨”。在他的力倡下，朱熹的《四書集注》成為明時以經術取士的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

蔡清一生著述宏富，除鼎鼎大名的《四書蒙引》15卷、《易經蒙引》12卷外，還有《河洛私見》《太極圖說》《(通鑒)綱目隨筆》《虛齋文集》《虛齋獨解》《艾庵密箴》《考訂大學傳》等。在蔡清近20年為官生涯中，所到之處如建州、嚴州、杭州、北京、南京等，至必講學，“官轍所至，隨杖履者數百人”，在國內擁有眾多學術“粉絲”。即使在告病歸家后，仍堅持到水陸寺講學不停，因此“有志之士，不遠數千里從之”。他對貧困學生不但不收學費，還供給膳宿。《閩中理學淵源考》所錄蔡清門徒及私淑弟子即達30余人。而這么多門生當中，學行最著者非“紫峰先生”陳琛莫屬。

易學在泉州之所以能發展迅速，除蔡清外，還有陳琛、蘇濬、林希元、易時中、王宣、張岳、傅夏器、李廷機、郭宗磐、林欲楫、林孕昌、許獬等人的貢獻。在蔡清的倡導和影響下，泉州士子創建了“清源學派”，學派核心人物出版的論著達90多部，閩學在他們的闡釋與傳播下得到了巨大的發展，泉州易學也“蔚然成一家言”，一時“天下言易，皆推晉江”。

泉州西湖公園內的李贄塑像

先鋒思潮 震古爍今

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出現過眾多杰出的思想家，即使他們有的生存于千百年之外的歷史當中，其思想光芒依然能夠刺破時空，照進現實。李贄便是其中之一。李贄是明代泉州思想家，也是十六世紀亞洲偉大的啟蒙思想家、“中華民族悠久文化發展史上的25位思想大家”之一。

李贄生于明嘉靖六年(1527年)，原名載贄，字宏甫，號卓吾，泉州人。7歲時，隨父親李鐘秀(號白齋)讀詩書、習禮文。12歲便作《老農老圃論》，把孔子視種田人為“小人”的言論大大挖苦了一番，顯露卓爾不群的才華。李贄25歲中舉，4年后謀得河南共城(今輝縣)教諭之職，從此步入仕途，直至54歲辭官，他在官場上摸爬滾打多年。

李贄一生的著作很多，主要有《藏書》《續藏書》《焚書》《續焚書》《史綱評要》《九正易因》等，明清兩代均被列為禁書。《焚書》的起名是李贄認為將來這些著作肯定會遭焚毀，《藏書》的命名則是由于李贄認為這部書“顛倒千萬世之是非”，只能“藏之后世”。

李贄是一位敢于站在歷史風口浪尖的勇者。他反對將程朱理學扭曲演變來的“假道學”，同時對儒家的“禮”做出了創造性的解釋，并發展成為全面性的哲學體系。先秦儒家所提出的“德治”和“禮”，到了中國古代理學的后期，卻變成了追求權力的手段，其語義已經不是本來的面目。于是李贄倡導“至人之治”，即營造一種每個人都能夠發揮自己的個性和能力，想做的都能做到的社會秩序。換言之，只有在這種社會秩序之下，人潛在的力量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至人之治”不是完全放縱的治理方式，而是有的放矢，切中實際。

他的思想涉及面非常廣，譬如，他倡導平等觀，認為“堯舜與途人一，圣人與凡人一”，天下人人平等，沒有什么高低上下之別;對封建禮教壓迫下的婦女，李贄給予深深的同情，為婦女所受不公平待遇鳴不平，被現代學者譽為“中國婦女人權思想運動的前行者”;他還提出“與世推移”的歷史發展觀，反對“踐跡(踩著他人的腳步走)”“執一(固執一種定見而不前進)”的歷史保守觀;在宗教思想方面持寬容、開放態度，堅信“三教本一，三教平等”等等。因此，有學者認為“李贄是明朝中后期勇敢地站出來為新思想吶喊的旗手”。李贄還具有特殊美學思想，這突出表現在他的“童心說”中。李贄一再聲稱，人要成為保持“童心”即“最初一念之本心”的“真人”。在李贄看來，所謂“童心”，就是指人世間原始的純正的情感，只有這種情感才能體現真與美。

在完成其仕宦生涯后，李贄轉向對學術的全面求索。他辭官后，曾寓居于湖北黃安，后移居麻城維摩庵，過著半僧半俗的生活，被道學家們視為異端。1589年，李贄在龍湖芝佛院落發為僧，同友人一道在青燈古佛下講學論道。由于講學影響巨大且追隨者眾，李贄令統治階級心生畏懼，他也成了“明朝第一思想犯”。

李贄去世之后，他的聲名更響，《焚書》《藏書》等幾乎人挾一冊。李贄作品和思想影響海內外，曹雪芹就是受到李贄影響而創作《紅樓夢》一書，國內學者普遍認為，李贄是中國走向近現代的思想啟蒙先驅者;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的先驅吉田松陰也是李贄的熱烈崇拜者，他不僅熟讀李贄的作品，而且把其著作《焚書》《續焚書》《藏書》多遍抄錄;李贄和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有過交往，且結下深厚友誼;在韓國、新加坡、美國、俄羅斯、法國、英國、瑞士等國也都有學者從事李贄的研究，這說明李贄在世界思想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安溪賢良祠中的山石上鐫有李光地的詩句

勸學興文 底蘊渾厚

清朝較為重視辦好教育，諭令各地官員“勸學興文”。泉州府及所屬各縣的書院日漸興盛起來，并成為教育的主體;民間興辦的各類塾館，其數量之多、分布之廣，均勝于唐宋元明諸朝，成為清代泉州教育的一大亮點。各地英才輩出，李光地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李光地(1642年—1718年)，泉州安溪湖頭人，清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勤于治學，學問淵博，除儒家經傳以外，諸子百家都旁涉會通，得其要領。李光地主張讀書治學要務實力行，要有治國安邦的真本領，要干實事，將所學化為技能，進而付諸實踐，反對空談心性。他還提倡經世致用的務實主張，強調要將書中的真諦與道理轉化為做人做事的方式，知行合一，篤學力行。他指出“知”與“行”如同眼睛與腳的關系，缺一不可，“如目與足然，于今行路，眼看著路，腳才好走，一邊看，一邊走，兩相須，兩不相妨。豈有先看幾日路，不干腳事;到走路，又不干眼事之理?”讀書治學除了要加強個人道德修養，存實心、明實理外，更重要的是要落實到“行實事”上。

作為清初名相，李光地尊崇朱子理學，以治《易》聞名當世，一生筆耕不輟，有《榕村全集》等數百卷遺世。 為增廣學識，他不斷向良師益友虛心求教，曾問音韻學于顧炎武，問歷算于梅文鼎。到了中晚年，李光地不僅熟悉經義性理，還旁及歷算、圖書、象數、韻譜、道術、《周易》、樂律、音韻諸學，堪稱全才，著有《周易通論》《周易觀彖》《古樂經傳》《韻書》等書。老年返鄉之后，他又親自擬定《家訓·諭兒》《誡家后文》《本族公約》等家訓族規，以及《同里公約》《丁酉還朝臨行公約》等村規民約，為家族的昌盛、社會的和諧提供了動力。博學的李光地獲得康熙帝的青睞，所以很多學問方面的事情，康熙帝都喜歡找李光地研究，并給予李光地“謹慎清勤，始終一節，學問淵博”的評價。

清代，涌現了一批在文化、學術、哲思方面頗具影響力的人物，他們亦有不少著述傳世，諸如：富鴻基《日講四書》、陳遷鶴《論易》《尚書私記》、林模《四書講章》、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道南講授》、陳桂洲《慮得篇》、蔡鴻捷《閩學編》《評點孟子》等，他們在人文關懷與思辨精神上，異彩紛呈。

回首再望，“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激蕩千年的泉州哲理思潮，如今早已洗練為歷史的一條長河。今天我們的社會雖然已進入智能化的時代，但“知幾識時”與“與時偕行”的能力，依舊是成長與進步的階梯;懂得從歷史中汲取正能量，正是我們走向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砝碼”。

責任編輯：蘇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