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國內外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朝廷長期實行“海禁”政策。然而，西方殖民主義者來自海上的威脅，倭寇對東南沿海的侵擾，使得海洋問題日趨復雜。泉州自古以來海外交通發達，宋元時期是中國乃至世界的貿易大港，也是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和世界人民友好往來的重要門戶，對明代社會產生深刻的影響。泉州世家代表人物關注海洋，對海禁、海商、外國傳教士來華、海防建設等有關海洋意識的問題，發表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的有益見解。

力主開放海禁

與海外諸國互通有無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為了孤立盤踞在沿海島嶼上的元朝殘余勢力，實施“海禁”，嚴禁沿海人民與海外往來。洪武四年(1371年)，宣布“瀕海民不得私出海”、不得“私通海外諸國”的禁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下令“禁民間用番香番貨”“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海禁不僅使民間海外貿易受挫，官方貿易也受到限制。

永樂年間，海禁有所松弛，出現鄭和下西洋的海外貿易活動，私人海外貿易有所發展。嘉靖二年(1523年)，發生日本貢使“爭貢之役”，嘉靖皇帝再次重申海禁，使私人海外貿易受到遏制。隆慶二年(1568年)，明穆宗宣布部分開放海禁，“準販東西二洋”，海外貿易迅速發展。由于國內外形勢發生變化，崇禎皇帝重申海禁，遭到臣民的反對，不久放寬海禁。

在明代反海禁斗爭中，泉州世家代表人物站在海商的立場，反對海禁。崇禎二年(1629年)又實行海禁，南京工部右侍郎、泉州人何喬遠撰《海上小議》。三年撰《開洋海議》《請開海禁疏》，主張開海禁，認為“閩地窄狹，田疇不廣，又無水道可通舟楫，上吳越間為商賈。止有販海一路，可以資生。”指出海禁斷海濱之民生路，迫使入海為盜，“然海濱民眾多生理無路，兼以天時旱澇不常，饑饉洊臻，有司不能安撫存恤，致其窮苦益甚，入海從盜。”認為開海可以增加國庫收入，云“至萬歷初年，始開洋稅于漳州海澄縣，其時收稅共得十三萬余金，人民安樂，軍餉饒足。”還可以與海外諸國互通有無，大西洋暹羅、柬埔寨諸國“產蘇木、胡椒、犀角、象齒、沉檀、片腦諸貨物，是皆我中國所需。”東洋呂宋“有銀山出銀，夷人鑄作銀錢，獨盛我中國。”

史繼階、張瑞圖也主張開洋。崇禎六年，福建巡按路振飛在《按閩摘略》中云：“據泉州鄉官史繼階、張瑞圖等稱，開洋有四便，漳州鄉官林宰等稱，海寇起滅，不系洋禁開閉……衣食源開，則利在民;洋稅復而閩安諸稅可免，則利在商;得稅三四萬以壯軍，實則利在準備。”鄧鐘在《論海市》中云：“福建阻山負海，旁旅病于跋涉，民多販海為生，禁之太嚴，奸民勢窮必至為盜。自納餉過洋之例開，豪猾之徒咸趨利而畏法，故海澄之開禁，凡以除中國之害也。然開海禁于為無弊者，在中國往諸夷，而諸夷不得入中國也。”對海澄開海禁予以積極的評價。

明末大學士史繼偕也是“開洋”的支持者，圖為晉江龍泉書院內的史繼偕銅像。

支持商人從事海外貿易

肯定拼搏精神

明代泉州世家的代表人物李贄、何喬遠、李光縉、王慎中等人同情商人，肯定商人的地位和拼搏精神，贊揚商人的才干、經商本領和拾金不昧精神，體現他們的重商精神。

李贄同情商人，云：“且商賈亦何可鄙之有?挾數萬之貲，經風濤之險、受辱于關吏，忍詬于市易，辛勤萬狀，所挾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結于卿大夫之門，然后可以收其利而遠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對商人受關吏、市易盤剝的處境深表同情。李贄贊揚商人的才干，謂：“今子但見世人挾其詐人者，唾手即可立致，便謂富貴可求，不知天與以致富之才，又借以致富之勢，畀以強忍之力，賦以趨時之識，如陶朱、騎頓輩，程鄭、卓王孫輩，亦于與之以富厚之資也。”李贄以致產致富的陶朱公范蠡等人為例，贊揚商人努力拼搏奮斗而致富。

屹立于泉州西湖公園內的李贄塑像

李光縉贊揚“行賈間之有賢人”。贊揚安平商人的經商本領，從小賈，進而成為中賈、大賈。在為其族兄寓西壽序云：“安平人多行賈周流四方，兄伯年十二，遂從人入粵。尠有誠壹輻輳之術，粵人賈者附之纖贏薄貨，用是致貲，時為下賈，已徙南澳，與夷人市，能夷言，收息倍于他氏，以至益饒為中賈。呂宋澳開，募中國入市，鮮應者，兄伯遂身之大海外而趨利，其后安平效之為上賈。”贊揚安平商人善于用智慧經商，懂得“傾貲延士，設財役貧”。

名士李光縉贊揚“行賈間之有賢人”，《景璧集》是李光縉的重要著述。

何喬遠肯定安平商人勇闖八方的精神，他說：“安平一鎮盡海頭，經商行賈力于徽歙，入海而貿夷，差強費用。”何喬遠在《名山藏》中為商人立傳，體現他的重商思想。

何喬遠曾在清源山開辟鏡山書院，他一直積極肯定商人勇闖八方的精神，今在清源山下尚有鏡山書院遺址。

積極與西方人士交游

吸納先進知識

泉州文化具有多元文化的特質，即代表大陸文化的漢文化(中原文化)與代表海洋文化的閩越文化并存。在宗教方面體現在本土宗教與外來宗教并存，對不同宗教采取寬容的態度，各種宗教和平共處。宋元時期，泉州海外交通發達，中外人民往來和文化交流頻繁。受此影響，明清時期，泉州士大夫思想開放，積極與外國傳教士交游。

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號西泰)，萬歷十年(1582年)來華，初抵澳門，后入居廣東肇慶和韶州。與他交游的有韶州知府、晉江人謝臺卿，韶州府推官、南安人黃華秀。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夏，利瑪竇在南京兩次和李贄相見，并把他寫的《交友論》送給李贄。李贄送利瑪竇折扇，并題詩二首，現僅存《贈利西泰》一首：“逍遙下北溟，迤邐向南征。剎利標名姓，仙山紀水程。回頭十萬里，舉目九重城。觀國之光末?中天日正明。”李贄在《與友人書》中對利瑪竇的音韻學研究給予很高的評價：“凡我國書籍無不讀，請先輩與訂音釋，請明于《四書》性理者解其大義，又請明于《六經》疏義者通其解說。”說明中西學者互相切磋音韻學。

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西班牙耶蘇會士龐迪我與利瑪竇沿運河北上晉京，行至山東濟寧，李贄在濟寧漕署，熱情接待他們一行。晉江人陳亮采為龐迪我《七克》作序。

在北京與利瑪竇交游的泉州士大夫有張瑞圖，在《贈西泰思及艾先生詩》中云：“昔我游京師，曾逢西泰氏。貽我十篇書……取出再三讀，低徊抽厥旨。始知十篇中，篇篇皆妙理。”

楊道賓在南京時認識利瑪竇，在北京時成為利瑪竇的最好朋友之一。張維樞為利瑪竇寫傳記《大西西泰利子傳》。張賡也在北京與利瑪竇交游。黃景昉《國史唯疑》中記載利瑪竇，“利瑪竇從天津來，太監馬堂解進京，為禮部所駁……今其徒遂遍中外，非茍然者，所傳天學格致學，亦特精辨。”

另一個意大利耶蘇會士艾儒略，在閩25年，泉州士大夫與他交游的很多，寫詩贈送他的有何喬遠、張瑞圖、林欲楫、莊際昌、周廷鑨、林維達、郭焻、方向來(永春人)、林焌(德化人)等。如何喬遠詩云：“維此艾公學，千古入吻谷。吾喜得斯人，可明人世目。顧雖兼行持，蓬廬但一宿。善哉艾公譬，各自返茅屋。臨岐申贈辭，證明在會續。”回憶與艾儒略一夜之交。此外，何喬遠曾為艾儒略《西學凡》作序，黃景昉、蘇茂相曾為艾儒略《三山論學記》作序，張賡為艾儒略《五十言錄》、孟儒望《天學略義》、龍華民《圣若撒法行實》校訂和作序。與艾儒略交游的泉州士大夫還有黃文炤、林維造、李世英、鄭之銘、許日升等。

大學士黃景昉曾為艾儒略《三山論學記》作序，在黃氏家廟內懸有紀念黃景昉的“宮保宰相”匾額。

何喬遠在北京與明末來華的意大利天主教傳教士龍華民也有接觸。何喬遠《真奇圖序》云：“見其所藏先世至人之書，皆旁行手書，亡慮數百卷。”龍華民家里有地球儀、望遠鏡、鋼琴等物，還有宋薛尚功手書《歷代鐘鼎彝器款識》(即《真奇圖》)。明廷曾向西洋人學習火器、火藥。龍華民率賈于廣東香山的西洋人 24人到北京傳授火器知識。何喬遠肯定西洋火器，“火攻之器銃最良，銃之制造西洋國最良，發銃之法西洋國之人又最良。”明末大學士蔣德璟肯定西方天文儀器的先進性，“向與西士游，第知其歷法與天地球、日圭、星圭諸器以為工。”

明末大學士蔣德璟出生在晉江福全古城內，學識淵博的他，肯定當時西方天文儀器的先進性。圖為福全古城。

崇禎十年(1637年)，晉江景教堂刻印艾儒略撰、蔣德璟校、米嘉穗序《西方答問》。該書是艾儒略與福建士大夫的對話，交流探討有關天文、地理、政治、經濟、飲食、醫藥、婚姻、人情、喪服等方面的問題。

重視海防問題

提出保衛海疆策略

15世紀以后，隨著新航路的開通和地理大發現，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殖民者東來，掠奪財富，給人民帶來嚴重的災難。加之倭寇對東南沿海的侵擾，使人民生活和生產遭到嚴重的破壞。為捍民衛土，泉州士大夫提出加強海防的對策。抗倭英雄俞大猷認為，強化海防建設是防止外患的當務之急。他說：“竊意防倭征調陸兵，已盡天下之選，卒未見奇效。若用陸兵所費之半而用于海，則倭患可以漸息。”主張加強水師，建立一支既善海戰又善陸戰的部隊，以捍衛海疆的安寧;提出御海洋、御海岸、御內河、御城鎮的防御戰略。明代海防防御系統有水寨、巡檢司和衛所。水寨設于外洋，巡檢司為地方官員指揮的地方武裝，衛所是中央派兵鎮守的軍事重鎮。俞大獻提出充實這三個系統的實力，使它在保衛海疆中發揮主導作用。他還提出以海舟制敵，“倭賊之來必由海，海舟防之于海，其首務也。”倭寇由河港進入內地搶掠，防御的辦法是募造船只，分泊于各港，以防賊舟之深入。在沿海屯扎陸兵，防賊登岸。固守沿海城鎮，使敵不得內侵。利用漁船在海上御倭，“聽其采捕，因而為兵。”俞大猷強調軍隊要常練、精練、熟練的治軍方針。他說：“有兵不練與無兵同，精兵不練與弱兵同，練兵不熟與不練同，驅不練之兵以與賊從事，此則萬戰而萬北。”他以此訓練出一支英勇善戰的“俞家軍”。俞大猷《舟師》表現俞大獻忠心報國、保衛海疆的偉大思想，詩云：“倚劍東溟勢獨雄，扶桑今在指揮中。島頭云霧須臾凈，天外旆旗上下沖。隊火光搖河漢影，歌聲氣壓虬龍宮。夕陽景里歸篷近，背水陳奇戰士功。”

抗倭英雄俞大猷長期致力于強化海防建設，圖為俞大猷畫像。

名將沈有容在泉州抗擊倭寇和荷蘭的侵擾，功勛卓著。泉州士大夫何喬遠、郭惟賢、黃鳳翔、陳學伊、李光縉、黃克纘、林云程、詹仰庇、蘇茂相、池浴德等，與之交游，且有贈言，合刻為《閩海贈言》，對沈有容率師“飛掃東番倭穴，諭卻紅毛夷”給予高度贊許，反映他們對海防問題的關注。

蔣德璟《策海》一文對海疆形勢提出對策。鄧鐘在胡宗憲《籌海圖編》的基礎上，重輯《籌海重編》，對沿海形勢進行分析，提出開海通販與鞏固海防相結合的主張。安海人黃堪《海患呈》，提出加強海防，保衛安海平安的對策云：“石井、東石二鄉，千有余家，分據海岸，勢如交牙，以漁為生，頗諳水斗，實為安海諸鄉之捍門。”“乞賜申請設官永鎮，使地方有備，則盜寇無窺伺心;政令申嚴，則奸頑無交接之患。地方安靖，民生樂業，實為萬代陰踹。”反映出文人也重視海防建設。

綜上所述，明代泉州世家代表人物站在海商的立場，反對海禁，認為開海可杜絕沿海漁民入海為盜，可增加國庫收入，可與海外諸國互通有無，對國家、人民都有利。他們同情并贊許商人，鼓勵海商走出去，為家族為社會而拼搏。另外，泉州士子也積極與外國傳教士交游，肯定西洋火器、天文科學的先進性，提出加強海防的對策等，這些是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的行為。

責任編輯：蘇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