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30多年來，對泉州歷史上最后一位狀元、清末狀元吳魯的研究不斷升溫，但有一位和吳魯文化有密切關系甚至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卻較少人提及。直到近幾年才見到有紀念他的文章刊世。這位先賢就是狀元吳魯的季子、本文作者吳紫棟的祖父、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經濟特科進士吳鐘善。今日，泉州晚報刊出吳魯曾孫吳紫棟先生所撰文章《從“三先生”與“七君子”看進士吳鐘善》，以饗讀者。

吳鐘善畫像(翻拍)

人物簡介

吳鐘善，晉江人，字元甫，號頑陀，又號荷華生，別號桐南居士，室名守硯庵。清末登經濟特科，因博學被推舉為泉州昭昧國學專修學校校長，并受聘為《晉江縣志》總纂。

位于晉江吳魯文化廣場內的吳鐘善塑像

生平史跡值得研究

吳鐘善是福建最后一位狀元吳魯的第四子，吳魯故居的東座“書房”便是吳鐘善看管的，吳魯遺墨亦由他守護。吳鐘善在此整理出版吳魯遺著多種，直至終老。因此筆者在2018年撰寫《家聲不墜碑》立于故居“吳紫棟書畫陳列室”時，開頭就寫道：“此處府第東座，狀元公之書房，特科公之故居也。”確定吳魯狀元府之書房就是經濟特科吳鐘善故居。吳鐘善故居包含吳鐘善的生平史跡，對于吳魯故居這一文物史跡的研究和保護具有重要的意義，也有助于對吳鐘善的生平開展實質性研究。

幼時，筆者就見到故居粉壁有吳鐘善寫的《百哀詩秋感八首》橫披書法，二伯父吳旭霖曾誦給我們聽。筆者等孫輩，都在吳鐘善故居度過童年，受家學的熏陶。筆者的第一本書《幼近家學老未得法》的“幼”字，其文化含義就在這里產生。記得80年前鼠疫肆虐，先祖母封閉故居六道通往隔壁大屋及屋外周邊的大門，嚴禁孩童外出，實施完全隔離，使全家避過疫行，安然無恙。吳鐘善在此衍傳五代，老幼在此長居七十有三年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止。2019年，筆者復于此建立“吳紫棟書畫陳列室”和“百哀詩首刊百年紀念廳”，并立石為記。狀元府中有一座吳鐘善故居，書房石埕有一對特科麒麟旗座，其中一枝旗桿，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尚存，猶為鐵證。1997年筆者首次集資修葺，使書房石埕以及已毀壞的特科麒麟旗座復原。6年前筆者又率先自資興修，垣樑再起，后又促成全屋重修。

吾泉名士吳捷秋先生嘗謂吳魯與鐘善“父子登科”，此一榮耀，可充實吳魯故居內涵。陳泗東先生在其《幸園筆耕錄》也曾提及吳鐘善中經濟特科聲名大噪。筆者在《家聲不墜碑》結語云：“保護文物責無旁貸，后來之人勿忘也。”告誡族中后輩，勿忘保護文物。故研究吳魯、研究吳鐘善，是為切合實際之舉。晉江池店鎮錢頭村如今建起吳魯文化廣場，立有吳魯雕像、吳鐘善塑像、庚寅恩科吳魯狀元題名碑等物，另有吳魯世家文化館，館內吳魯、吳鐘善相關的藏品十分豐富，令人欣慰。

晉江池店鎮錢頭村內的吳魯文化廣場

經濟特科優取人才

科舉取士，是封建時代選才的最重要政策之一。清朝“特科”，乃在正科即進士科以外，根據特別需要而設，稱為“制科”。放眼整個清代，僅康乾時代有“博學鴻詞科”和光緒末年有“經濟特科”，探花商衍鎏曾謂“皆為稀見之事”。其特點是沒有正科固定的考試時間，必須由皇帝下詔才可開科。進士科即正科錄取(中式)分甲乙等級。制科取錄即直分四等，一、二等錄用授官，三、四等不錄。

庚子事變之后，清廷有鑒于政治改革需要經濟人才，下詔開科。吳魯時在學部供職，其在《兵事講義》一稿提及此事。吳魯寫道：“朝廷咎當事者營私植黨，任用非人，懲前毖后，詔開經濟特科。”吳魯又寫道：“翰林院奉‘行在論旨’‘督飭在館人員，切實講求經濟’。”為什么要開這個經濟特科，就很清楚了。商衍鎏亦謂：“庚子之后，時局阽危，外侮孔棘，海內皇皇，亟思破格求才，以資治理。”正常的科舉考試，必須經過鄉試再到會試再到廷試，要破格求才就要簡化考試程式。經濟特科是由清政府各部院首長、學政及地方行政長官保薦，延攬有學問、淹通洞達中外時務者，直接參加保和殿廷試，經第一輪正場淘汰后，再到保和殿參加第二輪覆試，中式者即為經濟特科進士。當時奏保者有370多人，參加第一場廷試者有186人，參加第二場廷試覆試者127人，最后選取一等9人，二等18人，共全國只得27人。上海古籍出版社《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第三冊最后一頁刊有癸卯經濟特科一二等中式名單，吳鐘善為二等第五名，是福建籍唯一中式者。

吳鐘善、陳蓁、蘇鏡潭、林鶴壽、林柏壽、張京甫等六人在臺灣臺中公園的合照(翻拍)

保和殿癸卯經濟特科兩場廷試，是從閏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只用12天時間。正科由鄉試到廷試則需耗時兩年。經濟特科最終裁決者仍是皇帝，閱卷大臣有八位，與正科相比，只差試卷不須彌封，但仍屬于科舉，要上榜是很難的。此時鐘善年方25歲，當是年少有為之士。但此科因梁、袁之事不錄用，較之康乾詞科能派充翰林，自是令人為之惋惜。直到宣統二年(1910年)，鐘善才被派充廣東州判。辛亥(1911年)夏，吳魯辭官行至上海，鐘善即辭差赴上海迎接其歸里。筆者曾在1996年隨旅行團到北京，團友參觀雍和宮時，筆者獨自跑到隔街的首都博物館，即原國子監所在地，查看(庚寅恩科)吳魯狀元題名碑。因時間倉促，未能查明鐘善特科碑所在。15年后，筆者又從上海再到北京，往返首都博物館多次，向館方咨詢，終于查明該經濟特科并無立題名碑。這件事說明大清帝國末日時的官場亂象和行政能力的衰微。雖然舉薦一批優秀人才，終不能為國家所用。這也與吳魯甄拔寒畯，蔚為國楨之教育思想背道而馳。筆者同時順道查訪吾鄉明末莊際昌狀元的題名碑，此碑亦不存，另有原因。這說明題名碑也未能完全反映科舉的實況。

復制的庚寅恩科吳魯狀元題名碑

遺著二冊在菲印行

吳鐘善著作等身，詩文傳世豐厚。乙亥(1935年)逝世后，其長子吳普霖收集遺稿編成鐘善遺著二冊于1941年在菲律賓印行。一冊是文集，名《守硯庵文集》，分四卷，收集鐘善由弱冠至晚年所寫文章百余篇;另一部是詩詞集，名《守硯庵詩稿荷華生詞》，收集自13歲游安徽太白樓至晚歲所作詩詞近2000首，皆反映清末民初社會情況及個人經歷，以及名人傳記和墓志、文藝評論考據等。描寫風景不多，紀事成分很大，是珍貴史料。其中也有很重要文章，如《清故進士及第學部院補丞參翰林院修撰先考且園府君行述》是研究吳魯最重要的參考資料，也可以說是研究吳魯的起點。詩詞集內容，以其平生經歷為主線，其中卷一《侍輶軒集》與吳魯關系最大。“輶軒”是使臣乘坐的輕車，吳魯出任多次主考學政，職同欽差，吳魯文章署款有時就用“督學使者”。該集記述的是吳鐘善跟隨吳魯赴任，東征西游的經過，有的詩詞雖然沒有直接的敘述，但作詩的時間都在這段經歷之內。從太白樓吟詩到侍奉吳魯歸里有18年之久，中間只有3次短期離開，時間都在一年上下。第一次是庚子事變時奉母往京，因交通受阻在寧波耽擱，其時吳魯在京;第二次是經濟特科考試期間，其時吳魯在云南;第三次是來廣東履州判之職，其時吳魯在學部。其余時間，在北京，在安徽，在云南，在吉林，在日本，吳鐘善都是寸步不離吳魯，照顧狀元公起居。因此在吳魯逝世后，鐘善能旋即寫出一篇五千字的《先府君行述》，全面記錄吳魯生平事跡，為后來吳魯研究保留最系統最權威的史實。

吳魯世家文化館陳列柜里有大量與吳魯、吳鐘善父子相關的文獻史料

“寄鴻七子”占二席

這是1918年至1919年間，鐘著偕其長子吳普霖在臺北板橋林侍郎家西席課經的經歷。其時鐘善與普霖兩次往返臺灣。西席諸人稱“寄鴻七子”，即龔亦癯、蘇鏡潭、陳蓁、林鶴壽、林柏壽、吳鐘善、吳普霖，組成寄鴻吟社，龔亦癯為社長。七人中，鐘善父子占有二席，吟詠唱和，且偕游臺中臺南，得睹臺灣山川人文古跡名勝，有詩二百余首，是臺灣山川人文古往今來的實錄。2015年春，筆者到訪板橋林家花園舊址查看，七君子佇立的石拱橋尚在，惟橋下已無水流，不知何日成了旱地。七君子文墨也蕩然無存。林家花園占地宏敞，為旅游熱點，若能搜羅重置，再現當日風采，豈非美事?

寄鴻吟社龔亦癯社長逝后，吟社隨之解散，僅存一年有余，各人也啟程回泉。后鐘善與林鶴壽北上京滬江南各地游歷，故地重游，撫今思昔，傷感不已。而蘇鏡潭又獨自返臺寫成《東寧百詠》，陳祥耀先生《泉州賦》有提及。吳鐘善為《東寧百詠》作序云：“撫風景之不殊，慨山河之頓異，未嘗不感從中來，至于泣下。”表示對當日臺灣現狀的憂慮。類似句子在吳鐘善《東寧詩草》多處可見，如《謁鄭延平祠》：“即今祠宇凌云煙，赤心終古霄漢懸”，藉歌頌鄭成功的民族氣節，抒發愛國情懷。如《哀東寧》：“登臨獨對河山好，太息英雄容易老。”至于《東寧詩草》自序，通篇是臺灣的歷史沿革，慷慨激昂之詞充滿筆下。有論者言，吳鐘善的詩是“文獻”，是“詩史”，確是如此。

吳鐘善(中)在云南時與朋友的合影 (翻拍)

與弢社飽學之士隱鄉里

1923年秋，鐘善從上海返里，自此杜門不出，專事著述。郡中弢社詩課也僅以詩簡往復，足跡不履城市，實際上過著鄉村隱居生活。此時詩作有《海上集》《桐南集》《題畫集》及《弢社詩課》等，約合五百首，其中有懷古，有考據，有田園生活等等，多有數十句之長篇。

這里須特別一提的是弢社的成立，從倡議到投人，多是清末壬寅、甲辰兩科舉人和進士，只有鐘善一人是癸卯特科進士。這個士紳階層的文化群體，實則是清末科舉文化于泉州的一個投影，這投影出現在1934年至1935年間，因鐘善的逝世，這個投影逐漸淡漠直至消失。那時弢社成員都是能文能詩的飽學之士，包括吳增、林翀鶴、林騷、蘇鏡潭、蘇大山、曾遒、汪煌輝等人，根據吳鐘善《游九日山詩序》記載，“吾社諸子集于茲山凡二十人。”可見人數不少，是民初一個輝煌的文化現象。對吳鐘善的研究會涉及這段社會史，對這段社會史的研究也會涉及吳鐘善。

吳魯世家文化館的藏品豐富

甘于淡泊氣節清高

2023年，是吳鐘善高中經濟特科的一百二十周年。吳鐘善才華出眾，科舉有殊榮，然隱而不仕，甘老林泉。吳增在《故徵君頑陀吳公墓志銘》有如是寫照：“故家之后，甘于淡泊，始無玷先德。”

狀元公吳魯逝后，洪禹川請鐘善到南安華美學校執教席，常與顏君、呂君坐在溪石之上，鄉人稱“清高閑適三先生”，鐘善甚為受落，欣而記之。后又應林鶴壽、林柏壽之邀，到臺北板橋課經，與龔亦癯、蘇鏡潭等人并稱“七君子”，寫成《東寧詩草》，文章氣節，儼然一志士。

科舉、官場，猶如虛妄的過眼云煙，真實的吳鐘善是一位清高的先生、氣節的君子。“三先生”與“七君子”的美稱，吳鐘善受之無愧!

責任編輯：蘇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