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落實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對外文化貿易的意見》中關于加強對外文化貿易統計工作的要求，商務部、中宣部、文化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海關總署近日聯合發布了《對外文化貿易統計體系(2015)》。這一重要成果的發布，對迫切需要具有國際可比性統計數據的中國對外文化貿易影響深遠。“無規矩不成方圓”，中國對外文化貿易終于有了自己的“規矩”。

首次規范統一數據統計口徑

準確可比的數據可以更好地衡量對外文化貿易政策的影響和相關性。長期以來，我國在對外文化貿易的數據統計上存在諸多缺陷。如在文化產品上，以往我國海關統計所稱的文化產品是指視覺藝術品、印刷品、視聽媒介、聲像制品、文化遺產等明顯具有核心文化特征的有形進出口商品，統計口徑偏窄；文化、商務、版權等部門則各自根據管理范圍進行相應的文化產品與文化服務貿易統計，存在著交叉。

新的統計體系修訂了我國現行的文化產品和服務進出口統計目錄，形成《我國文化產品進出口統計目錄(2015)》和《我國文化服務進出口統計目錄(2015)》。新修訂的《對外文化貿易統計體系(2015)》在分類上實現了與國家統計局《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2012)》和海關總署《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2015)》的有效銜接，涵蓋了更廣范圍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類別。

與國際接軌以更好進行國際比較

200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出了文化統計框架，在國際上解決了文化領域的數據統計標準。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文化產業活動所提供的產品分為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務兩大類。文化商品是消費品，包括核心文化商品和相關文化商品兩大類。文化服務則指取得文化利益或滿足文化需求的活動，不包括其服務所借助的物質形態，也包括核心層和相關層兩大類。對于文化產業，不同國家有不同的統計標準——歐盟和加拿大包括建筑和設計；澳大利亞包括設計和體育；而美國則包括藝術、休閑、旅游、體育、信息和通信，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達50%以上。在我國，國家統計局將文化產業劃分為九大類和24個中類。

《我國文化產品進出口統計目錄(2015)》和《我國文化服務進出口統計目錄(2015)》合理借鑒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化統計框架，實現了國際接軌。在統計目錄的類別上，文化產品進出口統計目錄分為核心層與相關層，包括了出版物、工藝美術品及收藏品、文化用品及文化專用設備四大類共268個8位海關商品編碼；文化服務進出口統計目錄也分為核心層與相關層，涵蓋六大類，21個中類，46個小類。兩個目錄在整體上均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化統計框架絕大部分一致并配有國民經濟行業分類名稱與代碼。

文化產品核心層范圍仍偏窄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化統計框架認為，文化領域的最小核心范圍應包括7個領域：文化與自然遺產、表演與慶?；顒印⒁曈X藝術品和手工藝品、書籍和出版物、音像和交互媒體、設計和創意服務、無形的文化遺產。

結合我國新的統計體系標準來看，文化產品進出口統計目錄(2015)的核心層僅包含出版物，具體包括圖書、報紙、期刊、音像制品及電子出版物和其他出版物，其他產品如工藝品與收藏品一律劃歸文化產品相關層；文化服務進出口統計目錄(2015)的核心層則僅包括新聞出版服務、廣播影視服務、文化藝術服務、文化信息傳輸服務。雖然整體上統計范圍完整，但在核心層與相關層的劃分上似有不妥。

個別商品類別統計范圍互有得失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化統計框架也進行了與世界海關組織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HS)的匹配。只是因為該文化統計框架出臺于2009年，因此匹配的是2007年的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同時，世界海關組織的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HS)只有6位數編碼，7至8位由各國自行決定，所以不能匹配得精確到位。但在這種情況下，比較我國新的統計體系標準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統計框架的差異，個別商品類別的統計范圍有得有失。

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統計框架的樂器范圍除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92章外，還包括830610(非電動的鈴、鐘、鑼及其類似品)，而我國新的統計體系標準則不包括上述商品稅號。筆者認為，我國的做法是正確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統計框架對協調制度的匹配有誤。

再如在音像制品及電子出版物范圍中，我國文化產品進出口統計目錄(2015)統計范圍的特征可歸納為“已錄制的或已使用的”，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統計框架中雖然類別名稱為“Recorded media”(已錄制的或已使用的媒介)，但在其注釋中則指出應包括部分未錄制的媒介產品。對于這個細微差異，筆者認為我國的做法值得商榷。

《對外文化貿易統計體系(2015)》的出臺，是我國對外文化貿易領域的一件大事，新的統計體系有利于更準確地統計和分析我國對外文化貿易的現狀，為國家制定相關政策提供更權威客觀的數據資料，有助于加快發展對外文化貿易和中國文化走出去。

(作者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公共經濟系主任)

來源：中國文化報 責任編輯：劉永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