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社會輿論對于我國城市空間拓展中的“攤大餅”模式頗多批評，普遍認為這一模式造成了中心城區各項資源的過度集聚，導致了城市病的加劇。對此，我們需要根據城市發展階段以及其內外環境認真加以分析。

　　城市空間拓展的三種理論和模式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尤其是新世紀以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發展十分迅速，城市化率大幅提升。原有的城市空間不足以容納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大量人口，除了增加城市數量外，單體城市的空間拓展勢所難免。例如，北京的市中建成區面積由1985年373平方公里拓展到2013年的1360平方公里，增長264.6%；上海從184平方公里拓展到866平方公里，增長370.7%；廣州從218平方公里拓展到1024平方公里，增長369.7%。城市空間的大規模拓展是我國城市化進程的重要特征。

　　對于城市空間拓展，學界提出了三種理論，即同心圓理論、扇形理論和多核心理論。而城市空間拓展存在三種模式：一是原有城市空間的再開發，即所謂的舊城更新；二是城市空間的連續開發，即頗為輿論界詬病的“攤大餅”模式；三是城市空間的跳躍式開發，即建設新城新區。其中城市空間連續開發對應了同心圓理論和扇形理論，城市空間跳躍式開發則對應了多核心理論。

　　從城市空間拓展的實踐角度看，每一個城市的空間拓展都是混合采用了以上三種模式，沒有一個城市是孤立地采用一種模式。每種模式都各有利弊，城市可以根據自身的發展階段、現實的需求和各種外部因素來選擇一個最優的組合方案。一般而言，在城市發展初期，主要采用“攤大餅”模式拓展空間；人口和資源達到一定規模后，則會多種形式并用。例如，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采用單核同心圓式的空間結構顯然不能滿足城市發展的空間需求，就需要采取多中心、組團式發展的空間模式。歷史上，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在起步階段也都經歷了城市空間連續開發為主導的發展階段。

　　“攤大餅”模式的利與弊

　　“攤大餅”模式是同心圓理論和城市空間連續開發模式的俗稱。這種模式有三個明顯的優勢：一是在一定規模以下，土地開發的成本隨著規模的增加而減少；二是城市邊緣帶的交通可達性高，因而可以最小的代價將城市居民與城市就業機會連接起來；三是可以提供多樣化城市住宅，從而滿足城市就業結構和收入結構的多樣化需求。正是這三個優勢，我國諸多城市普遍出現“攤大餅”現象并不是偶然的，背后自有其內在邏輯。

　　無獨有偶，城市空間拓展的“攤大餅”模式并不是我國的首創和專利，世界許多國家的城市發展過程中都存在“攤大餅”現象，只要興利除弊、揚長避短，“攤大餅”模式也可以建設出“宜居城市”、全球“最佳城市”。例如，丹麥城市哥本哈根的“指狀”發展模式，就是對同心圓理論和“攤大餅”模式的發揮和修正，它通過遵循公共交通為主導、重視非機動交通工具等原則，讓城市空間呈手指狀向外拓展，這為城市后來的填充式發展預留了空間，兼具城市空間連續開發和跳躍式開發的優勢。

　　是不是有了三個優勢，所有的城市在拓展空間時都應該“攤大餅”呢?顯然不是這樣。必須看到，“攤大餅”模式只在一定規模內具有較大優勢，一旦超過某個臨界點，土地開發的成本隨著規模的增加而增加，還會帶來嚴重的城市病，諸如人口擁擠、交通擁堵、環境惡化、住房困難等問題，給市民工作生活帶來嚴重困擾，導致幸福感直線下降。因此，城市空間的連續開發應該設定合理的開發邊界，一旦開發邊界內的空間無法滿足需求，就需要考慮規劃建設新城新區。

　　因城制宜拓展城市空間

　　城市空間開發包括舊城改造、“攤大餅”和“造新城”三種模式，對每座城市而言這三種模式都不是單選題，也不是非此即彼的站隊游戲，應該通過考察、研究、論證，選擇一個最優組合方案。

　　近年來的城市快速發展導致了原來的城市規劃相對滯后，因此很多城市重新研制或調整了城市規劃，由于輿論對“攤大餅”模式的批評與否定，很多城市在新的城市規劃里都提出要拋棄“攤大餅”的發展模式，建立多中心、組團式空間結構，大力發展新城新區，某些城市提出的新城新區規劃多達十幾二十幾座。對于人口和資源高度集聚的超大、特大和大型城市，規劃建設新城新區十分必要，但是對于人口和資源集聚度并不太高的中小城市，究竟應該選擇“攤大餅”模式還是“造新城”模式就是特別值得思考和關注的問題。

　　公開報道顯示，我國近90%的城市提出了建設新城新區的規劃，這其中就包括了400多座人口不到100萬的中小城市。事實上，這些城市以城市空間連續開發的模式為主導來拓展城市空間，可能更加符合自身的需要，而且也更契合《國家新型城鎮化發展規劃(2014—2020年)》提出的“合理確定城市規模、開發邊界、開發強度和保護性空間”要求。城市規劃部門在進行規劃研討和調整的過程中，不應徹底拋棄“攤大餅”模式，而是要根據自身的需要選擇最優方案。

　　(原標題：選擇什么樣的城市空間拓展模式)

來源：學習時報 責任編輯：林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