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論《關于做好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工作的意見》

　　作為規范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的專項制度設計，《關于做好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立意宏大、目標明確，又實實在在、具有可操作性，反映了建設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背景下對公共服務模式創新的要求，是文化領域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舉措。

　　《意見》借助政府公共文化服務購買的渠道，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弘揚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實踐融入人民群眾的文化消費過程中，充分發揮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重要作用，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優秀文化不斷轉化為社會的群體意識和人們的自覺行動，切實為人民日常生活提供精神內涵和文化意義。

　　當前，我國文化體制改革逐漸步入深水區、關鍵期，深化改革必須找準改革突破口。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完善文化管理體制，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發展”。《意見》作為面向社會的專項管理制度創新，旨在構建多層次、多渠道的公共文化供給機制，科學定位政府與社會在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中的角色，為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搭建新的制度平臺，具有推動國家從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轉變的獨特價值。

　　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要求動員社會力量廣泛參與。《意見》規定了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的原則目標和管理流程，有利于引導和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在這一意義上，《意見》與2015年出臺的《關于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意見》交相互濟，成為撬動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面向社會開放的“政策杠桿”，有利于發揮文化政策的乘數效應，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步伐。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意見》充分尊重公共文化領域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多元共治的行業特征，拋開了政府大包大攬的傳統模式，促使政府完成從“劃槳”到“掌舵”身份的轉變。同時，《意見》充分考慮公共文化領域的社會組織力量還相對薄弱、仍處于培育發展過程中，難以完全承擔政府轉移出來的公共文化服務職能的實際，設定“符合條件的事業單位”可納入承接主體范圍的條文，也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政策設計策略。

　　其次，《意見》提出了“推進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與培育社會化公共文化服務力量相結合”，目的是要通過引導和規范社會力量參與公共購買，培育“替代性生產者”，形成體制內機構與體制外社會力量的競合關系；通過體制外的經驗示范激發體制內文化資源存量的活力。在財政資金上，《意見》深刻認識到新常態下財政收入增幅放緩與人民群眾文化需求不斷增長的新矛盾，打破慣性思維，提出“不再另行新增經費的同時逐步加大現有財政資金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的投入力度”，既要減小公共財政不斷增加的壓力，同時也是“倒逼”購買主體發揮公共資金效率，形成整合體制內與體制外資源協力發展的動力。

　　第三，《意見》明確要求制定并向社會公布公共文化服務的“菜單”，讓人民群眾根據自身需要進行選擇，供給主體可根據人民群眾要求“量身定做”，通過設計“消費者的投票權”促使供給主體提高供給質量，切實保障人民群眾享受公共文化服務的基本權益。此外，從轉換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渠道和路徑入手，通過賦予消費者的選擇權引導國有文化單位的公共文化生產的方向，也有利于促進國有文化單位的內涵發展。

　　《意見》對目標和原則的界定，具有包容地方特色和激勵地方積極性的政策設計特點。購買公共文化服務是一項比較復雜的專項制度變革，不僅涉及傳統的資源配置方式，涉及權力轉移、共享、運用、監管，還涉及打破文化隊伍的思維慣性。同時由于存在東中西部發展不平衡，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現有基礎差別很大，必須要有既具有剛性約束又富有彈性的管理制度。對此，《意見》既強調規范購買公共文化服務制度的頂層設計，議定基本原則，同時又允許各地根據原則要求突出地方特色，支持地方政府研究制定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具體辦法，明確購買重點、購買價格、購買責任。即在具體操作上把購買公共文化服務的選擇權、監管權和評價權交給地方，給地方留足創新空間，有利于發揮地方積極性。

來源：中國文化報 責任編輯：劉永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