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新時期,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成為國家戰略構想。古老的絲綢之路,正煥發出勃勃生機。作為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城市,泉州主動融入“一帶一路”戰略,以推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先行區”建設為契機,率先拔錨,揚帆起航。從即日起,本報推出系列報道,從歷史人文、規劃設計、基礎設施、海洋合作、外貿投資、文化交流等多方面,展現泉州傳承海絲精神,推進先行區建設的積極作為和明顯成效。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提出,順應了當今世界經濟、政治、外交格局的新變化。作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城市,泉州積極推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先行區”建設,千年刺桐古港迎來新的機遇,吸引了全球越來越多的目光。海內外泉州人,正揚起“海絲”風帆,創造新的輝煌。
東方第一大港
成就一流造船術
“閩在海中。”《山海經》這句記載,似乎注定了泉州與海洋的不解之緣。商周時期,泉州先民就留下了海洋文明的遺跡。春秋時期,泉州土著居民閩越族已擅長造舟航海。唐代末年,絲綢之路重心轉向海洋的時候,泉州迅速崛起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
歷史上的泉州港,有“三灣十二港”之說。泉州港深灣闊,為航海活動提供必要的條件。唐五代以來,泉州環城遍植刺桐樹,故稱“刺桐城”,港以城名,古代泉州港亦稱“刺桐港”。宋元時期,達到鼎盛的刺桐港曾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港口有商貿聯系,如印度的馬德拉斯,伊朗的西拉夫港,阿曼的馬斯喀特,還有遠及非洲坦桑尼亞東北部的桑給巴爾島。
1291年春,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抵達泉州。他在那本后世廣為流傳的游記中,對這座城市倍加贊賞:“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這里,貨物堆積如山,的確難以想象。”1347年,阿拉伯世界最偉大的旅行家、摩洛哥人伊本·白圖泰造訪中國,和那個時代的多數人一樣,他的首站是刺桐港。他在游記中這樣回憶觸目的驚艷:“余見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則不可數矣……城內每戶必有花園及空地,居屋即在其中央。”
成就泉州港在海上絲路重要地位的還有這里先進的造船和航海技術。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副會長王連茂說,泉州造船技術歷史悠久,1974年在泉州灣出土的宋代海船,從船型、結構和造船工藝等方面,都顯示我國宋代海船的建造技術在世界造船史上的領先地位。這艘古船是我國水下考古中,發現年代最遠、形體最大的海船,被稱為“中國自然科學史上最重要的發現之一”。
漲海聲中萬國商
曾是國際大都市
千百年前,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泉州與沿線國家和地區建立起密切的經貿文化往來。
“那時候,操著不同語言的外國人紛至沓來,既有傳教的,也有游歷的,當然更多是經商的。當港口成為各國友好往來的重要口岸,泉州也逐漸成為一座五方混處、華夷雜呈的國際大都市。”熟悉那段輝煌歷史的研究者向記者如此描述:當時,泉州港口吞吐著令人眼花繚亂的豐富物產,除了龍涎香、丁香、沉香、降真香和胡椒在這里大量進口外,菠菜、南瓜、荷蘭豆等,無一不由這里登陸,蹤跡漸遍中國。同時,泉州的陶瓷、刺桐緞、茶葉等源源不斷地輸出,有的運抵歐洲時,雖然貴重得與黃金相當,卻仍然供不應求。
由于貿易興盛,海上貿易管理機構應運而生。這就是“市舶司”。泉州市舶司設立于1087年,其功能類似現代海關,宋紹興年間,泉州市舶的年收入近百萬緡之多,約占南宋王朝全部財政收入的五十分之一。泉州市舶司歷經南宋、元朝,到明成化十年(1474年)遷往福州,歷時近400年,見證了泉州港海外貿易的發展變遷,為我國古代海外交通史留下一份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
市井十洲人
多元文化大融合
“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海上絲綢之路不僅帶來貿易的繁榮,其深遠的影響在于推動東西方文化文明的交流。
泉州是海上絲綢之路著名的世界貿易大港,各國的商人、旅行家、僧侶及各行各業人員匯集于此,帶來了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和猶太教文化等,外來宗教和中國本土的儒教、道教、民間信仰交相輝映,和諧相處,泉州也因而被譽為“世界宗教博物館”。來自世界各地的多元宗教文化相互融合,造就了獨具魅力的泉州宗教景觀。
沿著海上絲路,世界人來泉州,泉州人也走向世界。千百年來,泉州人漂洋過海,扎根異國他鄉,在世界各地留下打拼奮斗的足跡。早在唐朝末年,便有泉州人遷居南洋,之后,泉州經歷了多次大規模海上人口播遷。如今,泉州是中國著名的僑鄉,泉籍華人華僑分布在世界130多個國家和地區。
上世紀末,聯合國海上絲綢之路考察團來到泉州。當考察團成員看到泉州如此豐富的海絲文化遺存和獨特的人文景觀,無不驚嘆。負責人迪安博士說:“海上絲綢之路的重新開辟,不僅是為了貿易,也是為了不同國家的學者組織在一起,探討歷史上的各個國家如何以海上絲綢之路為紐帶聯合在一起的經驗。絲綢之路是經濟文化交流之路、和平與發展之路,是友誼之路,泉州在新開辟的海上絲綢之路將發揮中心作用。”
□本報記者 陳智勇 實習生 李自蹊
來源:泉州晚報 責任編輯:林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