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基礎何在?傳統文化如何創新?僅依孔孟之道，能否形成比較一致的價值觀?日前，葛劍雄教授接受本報采訪，從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解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

　　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應該吸收古今中外的優秀文化資源

　　文匯報：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您作為在歷史地理、中國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的著名學者，認為什么是文化?中國傳統文化有何特征?

　　葛劍雄：今天，對于文化，我們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但我認為，最基本的一點，還是應該按照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問題，文化應該是人類在長期的生產、生活過程中，形成的規范、行為的準則、意識、制度、思想等等。所以文化的基礎還是物質的，不能脫離物質而存在。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如是說，“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紛繁蕪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我之所以一直強調這一點，因為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在農業社會中間產生的，盡管它也吸收了牧業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優勢，但總體是適應農業社會的。所以，面對工業社會、信息社會，要把傳統文化完全不加改變地保留下來是不可能的。

　　文匯報：回望中國近代百年歷史，傳統文化或被視作珍寶，或被視作糟粕，在您看來，對于傳統文化，如何才能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

　　葛劍雄：繼承傳統文化，切忌混淆“精華”與“糟粕”。有些人只看到傳統文化中存在的糟粕、它對社會的消極影響，完全采取排斥的態度。無疑，這種觀點是片面的。一種文化能夠長期存在幾千年，必然有它的合理性。只有適應社會，才能夠長期存在。對于合理的部分，直到今天、未來還是有用的，自然沒有必要舍近求遠，舍棄自己文化中的優秀資源，非要從外面引進。引進外來文化，還要面臨“再轉換”的問題，那是不可取的。

　　同時，有些學者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把一些淺顯的學問，甚至一些糟粕的東西，都貼上“國學”的標簽，變身所謂“精華”。比如說《三字經》、《弟子規》，這些不過是古時的呆板課本，雖然人們在解讀時可以“豐富”其中的很多道理，但并不能說明它們今天完全適合我們的少年兒童，甚至成年人。

　　文匯報：多年來，人們一直在探討經濟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的關系。在文化領域，一直也存在“引進來”、“走出去”的討論。從您對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歷史文化的研究來看，外來文化與傳統文化的關系是博弈，還是融合?

　　葛劍雄：各種人類文化，各有千秋。今天，我們創新的資源、面向未來的資源，不僅來自于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可以吸收外界的、西方的優秀文化。另一個方面，對于外來的優秀文化，也要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來應用。

　　從這個角度看，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應該吸收古今中外優秀的文化資源，在這個基礎上，逐步形成自己的理念。

　　切忌把中國的和外來的、古代的和現代的都對立起來。一個國家在一定的歷史階段里面，需要通過借鑒外來文化以彌補自身的不足。日本、韓國都很重視傳統文化，有些文化是他們從中國學去的，卻保留得比中國還好。事實證明，傳統文化的傳承并沒有影響工業化，也沒有影響經濟發展。明治維新后，日本廢棄了從中國引入的農歷，全面導入西方的公歷，但是卻沒有放棄原來的節日，春節、重陽節等風俗節慶都一起搬到陽歷的日子。中國人除夕前都要打掃，古人要在除夕夜里舉行各種祭祀儀式。日本人同樣在除夕這一天都很晚出門，去神廟求護身符，家里有小孩明年要考大學的，就去求個“必勝”的符，燒香求神庇佑，回來之后全家一起吃個過年面。日本人沒有改變過年的內容，只是把時間從舊歷年搬到了公歷的元旦這一天。公歷替代農歷，改變的只是計時系統。日本人認為時間調整過來，就可以和世界保持同步。

　　唐朝時候，日本政府不斷派遣留學生、遣唐使來中國交流學習，有時遇到天災船沉，他們就立馬派第二艘船出來。經歸國留學生、遣唐使積極傳播，唐朝的律令、科技、儒學、佛教，乃至風俗習慣等，皆為日本國民廣泛吸收。遣唐使帶回唐朝京城的圖紙，日本的工匠就依樣畫葫蘆地復制一個;唐朝實行三省六部制，直到現在日本的部還被稱之為“省”;日本人借鑒唐朝通行的楷書和行書的偏旁，創造了平假名、片假名;直到今天，日本天皇的年號還都是源自中國的經典。后來，日本人發現西洋物質文明更為先進，他們就開始全面學習“蘭學”。

　　日語中有很多外來語，詞匯直接就是按照外語的發音轉化而來。然而，同時，漢字卻也有增無減。一些傳統漢字如今照樣使用。日本天皇每年都會公開聽一次課，老師都是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的漢學家，課程內容取自中國的四書五經。我認為，日本的例子可以說明，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對于外來文化應該是什么時候最先進就什么時候學習它，哪些部分先進就學哪些，這跟保留傳統文化的精華是沒有沖突的。

　　在對待外來文化的問題上，我們應該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加以分析和判斷，從而做出合理的取舍。國粹主義和崇洋媚外都是錯誤的，都是不可取的。堅持以馬克思主義一分為二的觀點和實事求是的科學分析方法來對待外來文化，這是我們今天開放的中國對待外來文化所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

　　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要腳踏實地來做，轉換的基礎是要適合今天的社會

　　文匯報：現代新儒家作為現代中國的一個重要學術流派，主張接續儒家“道統”、復興儒學。對此學術主張，您是否認同?

　　葛劍雄：有學者主張把儒學宗教化，要建立儒教，甚至提出使其變成國教，“儒化社會”。這種方法理論上我是不贊成的，因為儒家文化并沒有他們描述得那么美好，而且幾千年來對于中國社會真正廣泛發揮作用的并非儒家文化，而是最簡單的“因果報應”。

　　傳統文化中，很多理念很好，但是卻始終停留在理論的層面，沒能轉換成為社會實踐，沒能形成相應的制度、法律，或者規則。今天，如果還是脫離實際，作為純學術研究，缺乏相應的制度安排和法律保障，那么我們還是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比如說，儒家講君子要“慎獨”，完全靠君子每日“三省吾身”。可惜放眼整個社會，并非人人君子，靠“慎獨”解決社會問題著實不夠現實。再如“存天理，滅人欲”，可是“人欲”是怎樣的范疇?君子或許可以界定，但是絕大多數人可能根本無法區分。結果可能就是導致很多人言行脫節，造就了一批偽君子。

　　文匯報：現在，不少學者主張對傳統文化要轉換、要創新。您認為，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可以實現嗎?

　　葛劍雄：我認為還是有可能的。當前最迫切的問題，不是坐而論道，關鍵是大家要腳踏實地來做。

　　我此前也多次提到過“孝”的觀念。漢朝漢武帝全稱“孝武皇帝”、漢文帝全稱“孝文皇帝”，漢朝強調以“孝”治天下，那為什么這個“孝”古代這么重視呢?我們現在有時候把“孝”簡單地解釋為“尊老愛幼”，這是非常膚淺的、不符合實際的。實際上，在農業社會，孝的本質是家庭、家族的綿延。因為，農業社會主要依靠人來耕田、種田，來生產糧食。同樣的，如果一個人喪失勞動能力，或者不具備勞動能力的時候，他只能依靠其親人生產來養活他。老的靠子孫，小的靠父母，是供養或者反哺的這樣一種關系。這樣一種家庭血緣的關系，建立在農業生產的基礎上。農業生產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多少勞動力，因為中國古代大多數時間土地供應是充足的。勞動力哪里來呢?就要靠生育，就要靠家庭的繁衍。中國是“家”、“國”連在一起的，家族能夠發達綿延，那么國家才能興盛。所以，古人講“不孝有三，無后為大”。

　　那么，如果把這個觀念放到今天，只是強調尊老愛幼就難免過于蒼白。試問，世界上哪一種文化不強調尊老愛幼?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不尊老愛幼?很大程度上，“尊老愛幼”是出于人的天性。那么，究竟傳統文化中的“孝道”今天要不要轉換?能不能轉換?我認為可以轉換，而且也有必要進行轉換。

　　現在的社會保障好，大家無后顧之憂，“養兒防老”的觀念漸行漸遠。而從個人角度想，一些年輕人認為養育后代意味“犧牲”。所以，這個時候，我們不妨回歸“孝”的傳統觀念，賦予它新的內涵——生兒育女不是個人的事情，而是一個人對于家庭、對于社會應有的責任、應盡的義務。如果大家有了這樣的觀念，那么年輕的父母就會克服因為養育后代帶來的事業上的、家庭收入上的，甚至個人形象上的影響。否則我們這個社會如何綿延?這說明中國古代孝道的確對中國社會起著積極作用。

　　當然，“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也有其不合時宜的內容。封建家長制下，父母的話等同于法律，包括子女的婚事在內都由父母處置。但即便對于這些消極內容，置于一種特殊情況之下，我們也應該理解。歐陽修詞中道：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什么道理?平時女孩子不能出門，只有在元宵節這一天才能出去。去年和小伙子見了面，好不容易盼了一年，人約黃昏后，所以今天那么迫切地又要去見，但結果呢，不見去年人。可想而知，這種情況下，自由戀愛的基礎是沒有的。

　　到了近代，情況變了。男女同校、男女同工，青春歲月中的人接觸多了自然會孕育情感，然后回家就會有動機去抵制父母替他指定的那個人。另外一方面，到了這個時候，年輕人脫離家庭后的生計問題可以通過打工來解決。所以，早時的新式婚姻多出現在同學、同事之間的。好多人都是把反對封建婚姻作為走向革命的第一步，作為離開家庭、叛離家庭的第一步，郭沫若、魯迅皆在此列。這些今天看起來很不合理的事情，在當初也是有它的合理性的。也正因為這樣，我們進行轉換的基礎是要適合今天的社會。

　　文匯報：您曾提到過“社會的追求有不同的境界，最高的境界是信仰。如果信仰做不到，提倡一種價值觀念也很重要”。主張一種價值觀念，就應該有一致的目標，這個目標該怎樣確立?

　　葛劍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有過一個口號“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我認為，這是一個比較好的中期目標，盡管不是完全無私忘我，但這句話是把“我”放在了一個核心的地位。道德層面上，個人立足怎樣的崗位就該承擔怎樣的責任，并把這些責任履行好。如果做不到，低一等的就是依靠市場規律，一分價錢一分貨。勞動和報酬是對等的，等價交換。如果連這樣也做不到，等而下之，那就麻煩了。

　　談及價值觀念，則更加具體為好，從最基本的做起為宜。比如提倡基本職業道德，從大家都認真做好本職工作開始，盡本分，然后做到“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正因為如此，我們在推動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過程中，要注意分層次、分階段。對于不同層次提出不同的要求，對領導干部和對基層工作人員要有不同的要求。相同的一點是，都要具有可操作性。無論是源自傳統文化也好，來自西方文化也罷，如果認為是合時宜的、可推廣的，一定要注意可操作性、可持續性。因為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是長期的，不是一朝一夕做做好事、表面搞搞活動就可以解決的。

　　需要一本國民通禮，或者市民禮儀通則，告訴大家倡導怎樣的文明禮儀

　　文匯報：近年來，不乏孩子們穿上古裝，給父母、師長行跪拜之禮的消息見諸報端。有些人認為，這是對于傳統的回歸，是民眾了解和熟悉傳統文化的一個有效渠道。對此，您有何看法?

　　葛劍雄：在我看來，這些做法莫名其妙，違背了人的天性，對于孩子領悟傳統文化基本上是沒有幫助的。我也強調小孩子要從小培養好的習慣，但這應該是由內而外的，而非通過刻意地“拗”出來某個姿勢。事實上，這背后除了思想片面的因素外，不能排除有些人是在利用這些搞經濟活動，趁機斂財。

　　傳統文化真正被吸收，是要體現在孩子的行動中、思想里，而非硬是給小朋友套上漢服。再舉日本人的例子，日本街頭，雖然能看到和服的機會已經少之又少，但偶然遭遇和服女子，日本人倒也習以為常。在新年慶典、成人儀式、傳統日本婚禮等一些正式場合，日本人還是會穿著和服。對于和服、對于傳統文化的景仰，是從小在孩子的內心世界播下的種子。然而，漢服、跪拜已經脫離了我們今天的生活，這些做法更像是在表演，或者說是為了謀利。還有人將這些形式與宗教保持一定的禮儀混為一談。基督教也并不要求人們要穿著一千年前的衣服禱告，事實上，人們更多時候是穿著西裝走進教堂的。所以，內心深入的認同不會受表象的牽扯。

　　個人認為，家長與其給小孩子穿上漢服，還不如把他帶到孔廟里面，讓他身臨其境，感受一下幾千年前傳統文化的真實存在。再說古人盤膝而坐、席地而坐，但在唐朝以后就改坐椅子了。因此，完全可以教孩子一些合時宜的規矩，比如講話要有禮貌，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等等，這些道理是任何時候都需要的。

　　文匯報：的確，生活中很多人談到傳統文化總是習慣于尋找道具，似乎只有借助看得見的載體才能喚醒傳統文化的記憶。請您舉例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傳統文化有哪些可能“看不見”的具體存在?

　　葛劍雄：中國文化講究以“和”為貴，今天，我們需要把這個概念具體化。我們一直提倡文明禮貌，那么，什么才是禮貌的標準呢?近些年來，我一直在建議制定一本國民通禮——國民通用的禮儀，制定出來然后再去推廣、去提倡。比如，最簡單的、文明的稱呼。我們看到一位女士，然后稱呼她“小姐”，她一瞪眼，說“你才小姐呢”。那應該叫什么呢?“大姐”?人家會說“我老了?”那么叫“美女”?如果人家正好臉上有點缺陷，還以為你是在諷刺人家呢。再比如看到男士，稱呼“先生”、“老板”、“大哥”……究竟應該怎么稱呼?如果沒有明確的禮儀標準，老師也不知道如何教，家長也不曉得怎樣講。

　　婚喪喜事對于個人、對于家庭都是很重要的大事情，通過儀式要傳遞健康的信息、美好的祝福。當下的儀式則多數依賴主持人個人的引導，一些歪風邪氣也跟著混進來。我看到有些報紙上刊登的訃告，很多語句是不通的。這些文本以前都是格式化的，現在都沒有了。所以，我認為需要一本國民通禮，或者市民禮儀通則。告訴大家倡導怎樣的文明禮儀，雖然不強制，但是可以提供各種樣板以供借鑒。

　　文匯報：十年前，孟母堂的出現與“叫停”，飽受爭議。今年6月，小孩子赴京“國學村”里學國學，遭老師虐打的事情一經曝光，再次把“黑私塾”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您認為，“孟母堂”當立還是當廢?

　　葛劍雄：判斷一件事情的是與非，個人認為社會調查報告是一個很有效的手段。真正要研究教育，應該首先關注樣本有多大，然后跟蹤情況如何，從而得出具有說服力的數據，再做效果評估。不能夠總是習慣于典型調查，從個案下結論。我又要舉《三字經》的例子。我們現在有些人強調這些東西怎么有用，但舉不出有說服力的數據，都是他們自吹的。現在很多人追捧國學，甚至辦了所謂“私塾”，把小孩子關進去，自然科學都不教的。我認為，這些做法都是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的。還有人一知半解地去套美國人的例子，說美國的小孩子是可以在家接受教育的，可是他卻不曉得美國人在家教自己的小孩也是要經過批準的，而且機構會定期檢查“家教”的效果，如果發現小孩學下來效果不佳，還是認定家長必須把小孩送去公立學校的。

　　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幼年時的教育確實非常重要的。我一直不認同人們老是執著于人性本善還是本惡的問題。性善也好，性惡也罷，都需要善意的引導。所以，要將傳統文化的精華與外來文化的精華相結合，形成積極健康的倫理道德，養成一個好的社會習慣，然后，潛移默化中灌輸給孩子，進而形成他們良好的行為規范。我們以前一直強調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就是這個道理。

　　我個人認為，如果能夠把義務教育再往前提一些，提前到學前教育就更好了。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并不是每個家庭都能夠很好地完成孩子的啟蒙教育，那么，就需要由相關教育機構協助家長在這個人生學習的寶貴階段引導孩子形成良好的行為規范，宜早不宜遲。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早在三千年前，《詩經》中就已有此說。論及中華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葛劍雄教授主張以“舊邦新命”四字概之。

　　凡是一個有相當長歷史的民族、一個群體、一個地區，都會形成傳統文化。上溯到公元前二十一世紀，中國有著四千多年的歷史，“舊邦”之稱不言自明。打開歷史的坐標軸，縱然古埃及文明、古巴比倫文明的起點比中華文明還要久遠，但是，自夏、商、周至今，中國歷史基本上是延續的。可以說，中華文明是唯一一個從古到今一以貫之的偉大文明。

　　所謂“新命”，在葛劍雄教授看來，時代是發展的，文化自然也是隨之發展的。按照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文化應該是人類在長期的生產、生活過程中，形成的規范、行為的準則、意識、制度、思想等等。傳統文化發展到今天，孔子思想已不再是當初孔子原始的思想。儒家文化發展的過程中，無論是其涉及到的物質文明還是精神文明，其實也一直在動態變化中。

　　今天，談及中華傳統文化，人們會自然把目光聚焦在“文化的基礎何在”、“傳統文化如何創新”、“僅依孔孟之道，能否形成比較一致的價值觀”等問題上。對此，葛劍雄教授的看法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的變革必定會逐步產生與這個變革相適應的、與我們所處這個社會相適應的一種積極健康的生活方式。在此前提下，當充分發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優勢，使得中華民族內部更加和諧，對外更加親和，在人類歷史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來源：文匯報 責任編輯：林煜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