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編撰的《文化藍皮書：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2014)》(以下簡稱《文化藍皮書》)正式出版。

　　在2013年《文化藍皮書》總報告中，報告撰寫者曾根據文化產業增速連年放緩的情況，分析了文化市場“從短缺走向短缺與過剩并存”等四大趨勢，認為由于本輪文化體制改革進入收官階段，與改革相關的政策效應衰減，中國文化產業已經進入“實質性拐點”。然而，通過此后一年多的發展形勢來看，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表明，這一“拐點”的實質是“換擋”，即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正在從政府主導的啟動階段走向依靠市場內生動力發展的新階段。為此，新發布的《文化藍皮書》將2014年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主題確定為“明確新坐標，謀求新發展”，并予以解讀。

　　文化產業發展進入“換擋期”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對文化的改革發展著墨不多，但是通篇貫穿的市場化改革思路，為下一階段文化的改革與發展抹上了濃重的底色，對于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實現文化產業的新發展具有巨大的啟發意義。

　　《決定》的改革思路對于文化產業來說，相當于“換擋”。自從2000年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發展文化產業以來，受到過分依賴產業政策“主導”發展進程、過分依賴投資推高發展速度的影響，也由于文化領域市場開放程度較低的限制，政府推動文化產業發展的手段比較單一，更多地依賴改革對“存量”潛能的“釋放”，以及政策對“增量”產能的“促進”，文化產業在保持“高擋位”熱運行狀態的同時，也帶來了以行政手段配置資源的種種問題。比如強化行業性和區域性壁壘，阻礙著文化資源的流動，致使市場分割和重復建設;又比如價格信號扭曲，導致市場結構不合理，開放度高的部分過度競爭、供大于求，開放不足的部分競爭不足、供不應求。這些都會導致文化市場在低水平基礎上迅速從短缺走向過剩，發展變得不可持續。

　　所謂“換擋”就是將發展的基礎和動力從政府轉向市場，并將發展的速度降下來，將發展重點轉向轉型升級。轉換動力機制需要進一步厘清市場和政府的關系，根據市場配置資源的需要全面深化改革，而降低發展速度則是在新的發展基礎上使產業發展回歸常態。十幾年以來文化產業發展總體上相當于“鋪攤子”，現在要將重點轉向“上檔次”。

　　以市場取向的改革釋放發展的紅利

　　換擋期將是一個轉型期，不能單純地理解為發展速度的放緩，而是要通過動力機制的轉換，確立新的發展坐標，發現新的發展機遇。

　　縱觀全局我們認為，市場有最大的機遇，市場取向的改革將釋放最大的紅利。首先，要按照《決定》的精神，以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為中心環節，從內容原創環節入手，打通和理順文化產業的價值鏈。當前文化產業發展的最大短板是原創不足，主要原因是市場沒有在內容原創環節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從文化繁榮發展的角度看，內容原創的核心是新思想的生產和提供，而分散化的市場資源配置機制最適合激發思想觀念的創新。只有依靠市場機制推動思想觀點的競爭，才能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良好局面。

　　其次，按照《決定》的要求，建立符合現代文化市場體系要求的現代文化管理體制。當前文化部門深化管理體制改革有兩個關鍵性的突破口，一是轉變政府職能，推動政府部門由“辦文化”向“管文化”轉變;另一個是建立出資人專業化制度，改變阻礙轉制后企業發展的事業化管理模式。就前一方面而言，目前我國文化市場已經“超越短缺”，政府已經無需對企業過度保護，應該不失時機地推動政企分開和政事分開，沖破仍然普遍存在的基于部門利益的行業壁壘和固守地方利益的行政管轄壁壘，放開文化市場的準入退出，放開文化企業的自由競爭兼并重組。就后一方面而言，目前我國的國有文化單位轉企改制基本完成，與原有主管部門的資產、財務和預算關系逐漸松散，維持原有行政主管主辦關系必然形成“企業單位事業化管理”的模式，造成新的政府監管缺位和越位并存弊病，限制國有文化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第三，要按照《決定》的要求，完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各項制度安排，并及時轉換政策體系。十八大開啟了新的發展時期，我們要建立一個常態化的文化市場環境，將適應現代工業化發展要求的會計制度、工商管理制度、統計制度、財稅制度調整到也能適應文化產業發展的要求上來，促進文化產業與國民經濟融合。將主要服務于改制需求的政策系統調整為服務于創新發展的政策系統，構建起一個鼓勵各類市場主體公平競爭、優勝劣汰，促進文化資源在全國范圍內流動的政策環境。

　　充分估計文化產業發展的復雜性

　　我國的文化產業具有高度的復雜性，完成“換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還有相當的難度，還要走較長的道路。

　　從某種程度上說，發展文化產業是我國為應對全球化挑戰而制定的主動政策，而不是經濟發展本身的內在要求。由此產生的必然結果是，文化產業與目前我國的市場環境不兼容。我們經常感受到發展文化產業是宣傳文化部門熱而綜合經濟部門冷，原因就在此。事實上，我們的宏觀經濟管理部門還沒有為這個新興產業的發展做好規劃，沒有為向這個具有若干新的經濟特性的新興產業提供必要而特別的公共服務做好準備。這些年來經常談論的文化產業發展中的產權交易難、投資貸款難等問題，也都與相關服務機制的缺失有關。至于很多地區領導片面追求文化產業在GDP中的占比，則更是將文化產業納入工業化評價系統，不利于文化產業發展。

　　市場的發育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涉及到很多具體機制甚至是技術性的設計，因此，我國文化產業可能長期與目前的經濟管理系統處于或緊張或脫節的狀態。我們需要從文化產業發展的實際出發，從文化企業的日常運行需要出發，不斷發現、解決具體問題，不斷完善市場環境。

　　從目前的情況看，我國文化產業最為薄弱的環節依然是內容提供，而在內容提供環節居于絕對主導地位的國有文化企業，盡管已經轉企改制，但離現代企業制度建立還有較大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是難以脫離傳統的“主管主辦”模式，從根本上說還是沒有解決如何認識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如何利用資本的力量引導內容生產，以及如何建立一個政府調節市場、市場調節企業、合乎市場經濟規律和要求的宏觀管理體制等問題。在這些問題上政策信號并未足夠清晰。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我國的文化產業還會長時間地生存在市場經濟的必然規律和政治體制的現實需要之間，處在不斷糾纏于“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系的復雜環境中。但我們堅信，發展是硬道理，改革是發展的唯一途徑，而改革就是市場取向的。我們要搶抓機遇，始終從市場中汲取發展的動力，以改革開拓發展的空間，突破體制轉換困境，摸索出一條穩健的發展道路。(本文節選自《文化藍皮書：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2014)》，有刪改，標題系編者所加。)

來源：中國文化報 責任編輯：林煜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