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有一次，魏明倫老先生聊到他創作的川劇《歲歲重陽》27年之后大改，亮相，說：“經過首演當晚，觀眾何處鼓掌、何處叫好，以及事后的研討和批評，才算完成了新一輪創作。”他的意思是，舞臺藝術中，觀眾也是共同創作的一環。

　　同樣，在音樂節上，每一個臺下觀眾都參與了與臺上樂手、鼓手、歌手一起完成的創作。這包括———臺上：狂風、暴雨，演出超時，張曼玉跑調;臺下：破洞牛仔褲、臟靴子、夸張的發型，鹵菜與啤酒，口哨、尖叫和自拍，蹦蹦跳跳，伸向天空的雙臂，擁擠和失散。

　　每一位參加音樂節的樂迷都可以說，我是一分子，是一個音符———哪怕是噪音。

　　日本每年有超過十萬個分子加入富士搖滾音樂節的創作中。2010年，歌手葉蓓在這個亞洲最大的搖滾音樂節上感受良多。她所見到的音樂節現場并不是隨處可見垃圾桶，但是人們都自覺地索取垃圾袋，“地方干凈得令人不好意思隨地拋棄”。

　　現場的圖片顯示，有專門的志愿者站在垃圾分類處理專區，戴著手套，穿著統一的T恤，身后是巨大醒目的指示牌，“由你來創造世界上最干凈的音樂節。”

　　這一年，富士搖滾與中國的張北草原音樂節同時舉行，也同時遭遇暴雨。《北京晚報》對此做了深度報道，其中提到：主辦方要專業，觀眾也得專業。“以往，當音樂節出現問題時，我們的媒體及觀眾第一反應就是向主辦方問責。但富士音樂節為我們帶來了一個新的觀點：每個參與其中的人都要盡到自己的責任，包括觀眾，也要提升自己的‘專業水平’。”

　　一位前往富士音樂節的中國人在離現場最近的地鐵站觀察，發現觀眾都背著鼓鼓的行囊，顯然對意外做好了充足準備：蚊蟲、暴雨、饑餓、困倦———“在雨中也不時能看見躺在泥潭中睡覺的觀眾。”“所有人能在幾分鐘內穿上雨衣，沒人打傘，怕影響身后的觀眾。”“垃圾分類細致到一個瓶子分成蓋子、商標紙、瓶子分屬不同的格內。”

　　用沈黎暉的話來說，日本人愛清潔的程度，已經可以形容為“變態”。這樣的觀察雖有益，卻容易讓人陷入素質論的狂熱當中。嚴飛在《香港街頭這一泡尿》里說，我們不應該過度強調通過加強思想道德教育，或者加大文明宣傳力度，就可以提高民眾的素質。相反，規范人們公共行為的一個關鍵變量，是制度建設。

　　他舉2010年世博會的例子：當組織者在排隊處增加垃圾袋的放置后，地面明顯干凈了。這里，放置垃圾袋前后排隊的人群參數基本沒有發生變化，人們原本所擁有的素質指標也沒有發生變化，唯一的變量就是制度的引入。

　　沈黎暉說大約在2008年、2009年，草莓音樂節也曾做過努力，比如發放垃圾袋，但是效果很差。而在德國，一些戶外活動，門票里直接包含環保費，狂歡結束后，你只要把發放的環保袋裝滿垃圾送到工作人員那里，就可以拿到返還的環保費。這規則簡單又人性化，關鍵是，還容易照搬。

　　狂歡過后的垃圾場，的確是全世界的普遍現象。網友孟常說，“其實很多問題是技術和制度層面可以解決的，一再訴諸素質反而復雜化且令人沮喪。”一味只強調道德呼吁和事后追罰，都只能讓抱怨聲更多更大。

來源：成都商報 責任編輯：林煜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