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平 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長。博士、教授，文化部優秀專家(1996年)、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1998年)。主要著作有《中國古典舞與雅士文化》、《舞蹈文化與審美》、《中外舞蹈思想概論》、《中國現當代舞劇發展史》、《高教舞蹈綜論》、《舞臺演藝綜論》等。

　　文化建設與文化發展，就其最根本、最實質、最核心的意義來說，涉及的是文化產品及其相關的文化范疇。以文化產品為核心物關聯到的文化范疇，有許多是需要認真對待、認真思考并認真把握的。因此，結合學習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體學習時的重要講話和李長春同志《正確認識和處理文化建設發展中的若干重大關系，努力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專論，作者對文化產品及其相關范疇有了如下思考。

　　一、文化產品與文化需求

　　文化產品是文化需求，或者說應當是文化需求的產物，這是毋庸置疑的。文化需求作為人的精神需求，是人們建立在溫飽、安居基礎上的較高層次的需求。在中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的發展進程中，人們的文化需求已經顯得越來越迫切，也越來越強烈。思考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通常有三個提法：一是人民群眾基本的文化需求，二是人民群眾“三多”的文化需求(即“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三是人民群眾增長的文化需求。通常認為，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需求，是文化建設中必須加以保障的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權益。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其實，如何理解“基本文化需求”從而保障“基本文化權益”，是需要認真加以思考的。由于經濟社會發展本身的區域差異、城鄉差異和階層差異，所謂“基本文化需求”就不是一個統一的需求。要滿足存在種種差異的社會文化需求，基本文化需求本身就呈現為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筆者以為，強調提供基本文化需求從而保障基本文化權益，其實意在強調文化需求供給與消費的公平性，是為了避免總是一部分人在評頭品足“陽春白雪”而更大的一部分人卻在如饑似渴“下里巴人”。胡錦濤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加快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其實就在于強調實現文化需求的“公平性”。可以說，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從來就不是一個可以在靜止狀態中去評估的對象。不僅物質生活水平的高漲會推動其文化需求品位的提升，其文化需求實踐的進步也會促進這一品位的攀升。也就是說，在共時態格局中，“三多”需求是“基本需求”的應有之義;而在歷時態進程中，“基本需求”似也應包括“增長需求”。“增長需求”作為“基本需求”，將時時提醒我們不僅要保障人民群眾文化需求的“公平性”，而且要保障其“優質性”。胡錦濤總書記強調“加強對文化產品創作生產的引導”，強調“堅決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風”，就是強調要保障人民群眾文化需求的“優質性”。可以說，“公平性”與“優質性”是思考人民群眾文化需求的兩個重要支點。

　　二、文化產品與文化生產

　　如前所述，文化產品應是文化需求的產物，這是從供需關系的意義上來說的。就文化產品的產生而言，文化生產才是它的母體。思考文化生產，也可以像思考物質產品的生產那樣，去思考生產力諸要素和思考影響著生產力的生產關系。但在筆者看來，當下對于文化生產的思考，最重要的莫過于一個終極性問題和一個現實性問題。在經濟社會，任何生產都應是一種“創價”生產，文化生產作為精神產品的生產，其“創價”生產首要的、主要的、重要的取向是“文化創意”的生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說“創新不僅是文化生產的動力而且是其存在的理由”，才說“要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并努力實現‘兩個效益’的有機統一”，才認識到要加大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從而使文化生產的“創價”得以實現。可以說，“文化創意”的生產就是文化生產的終極性問題。與之相對應，文化生產的現實性問題是“文科融合”(也即“文化與科技融合”)。胡錦濤總書記在談到當前我國文化建設面臨的有利條件和嚴峻挑戰時，強調“特別要看到，當今世界，文化產業日益成為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日益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而在論及“加快發展文化產業”時，胡錦濤總書記又特別強調“要推進文化與科技融合，提高文化企業裝備水平和科技含量，培育新的文化業態”。事實上，只有“提高文化企業的裝備水平和科技含量”，才能使文化產業真正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有鑒于此，當下的文化生產一要堅持“文化創意”的生產，二要促進“文科融合”的生產。

　　三、文化產品與文化產業

　　在相當一個時期，并且在相當一些文化業態中，文化產品、文化生產都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更不用說“文化產業”了。筆者一直認為，“文化產業”觀念的確立及其實踐的迅進，是文化建設中最有意義也最有價值的文化創新。胡錦濤總書記把“加快發展文化產業”列入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要重點抓好的四項工作之一，在于認為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必然選擇，也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抓手”。也就是說，正是“文化產業”觀念的確立及其實踐的迅進，把文化與經濟更緊密地聯系起來了。在很長一個時期，我國文化生產囿于傳統文化業態的生產理念，拒絕這種具有“同型批量”生產特征的文化生產。因為人們認為這種生產方式有悖于文化生產作為精神產品生產的原創性、獨創性、優創性本質。其實，只要仔細想過新興文化業態產生和生產的道理，就可以發現由大工業生產理念支撐著的“文化產業”，是文化生產對當代物質生產先進生產力的借鑒和應用，而這種生產方式在應用于文化生產時，不僅不排斥“文化創意”的生產反倒是強化著“文化創意”的生產。比如電影業當年作為新興文化業態出現后，就一直堅持著高科技含量和工業化生產的理念，在實現著由無聲而有聲、由無彩而有彩，直到進入3D影像并廣泛運用動漫技術時，并沒有削弱這門藝術的“文化創意”，反倒是使其“文化創意”因其“視覺沖擊力”和“放映便捷性”得到了最有力的傳達和最有效的傳播。而隨著電視時代的來臨、隨著激光照排技術的出現、隨著數字聲像的駕到，“文化產業”不僅是新興文化業態生產理念的必然，而且也必然對傳統文化業態產生巨大的沖擊和深刻的影響。事實上，文化產業作為新興文化業態的生產理念，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大眾性，時代的高新技術為這種生產理念的實現提供了“可能”，而大眾的“增長”需求則為這種生產理念的實現提供了“可以”。最近，劉云山同志在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又提出“積極推進文化發展方式轉變，努力實現文化又好又快發展”，正是這一生產理念有力的推進。

　　四、文化產品與文化業態

　　與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一樣，文化產品及其生產也呈現為“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因此，這也決定了文化業態的“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論及文化業態，并非要對其做分類學的討論，而是要關注不同文化業態的生產現狀和生產前景。以高科技為引擎、以產業化為路徑的文化生產，催生了一批新興文化業態，也因此我們把既往文化產品的生產稱為傳統文化業態。在傳統文化業態中，演藝業、出版業、廣電業呈鼎足之勢。當然，這只是從部門管理視角的極其粗疏的分類。與出版業、廣電業相比，演藝業是最古老，或者說是最有傳統的文化業態，也因此它似乎是遠離高科技支撐、產業化運行的文化業態。事實上也正是如此，出版業、廣電業在文化與科技融合、促使業態轉型和創生新興業態方面步態更大且目光更遠。以出版業為例，在激光照排取代活字印刷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革命后，電子出版、數字出版又在實現對紙質出版生產理念的大跨度超越。廣電業更是不必多說，諸多3D技術、數字技術、高清技術、互動技術等等，簡直在驅趕著文化消費更新換代，以至于有人用“鐵打的文化內容流水的科技手段”來形容新興文化業態的更新速度。新興文化業態的出現及其不斷更新，如前所述，科技手段只提供可能，社會需求才是內在動力。在此境遇中反思我國的演藝業態，一個令人必須警覺的現象是：業態的產業化程度不高卻還呈現出明顯的產能過剩。當然不能認為這個相對過剩的產能是落后的產能，但事實上的確不能不思考演藝業態的當代建設問題，既要思考這一業態生產力的發展，更要思考其生產關系的變革。稍加觀察，可以看到演藝業態目前至少包括舞臺演藝、影視演藝和實景演藝三大領域。用文化與科技融合的理念來審視，可以說影視演藝在一定時期本身就是科技進步推動的新興文化業態，科技是這一業態的載體。實景演藝是在旅游業大發展中演藝與旅游融合的產物，相對于舞臺演藝而言，它的演藝技能較低但科技含量較高，科技是實景演藝的支撐。事實上，當代舞臺演藝作為最傳統的演藝形態，不能總是“兩耳不聞新科技，一心只傳老把式”，它必須正視新興文化業態的時代需求，以及它們出現后所改變的業態格局。在筆者看來，面對新興文化業態的“新興”，包括舞臺演藝在內的傳統文化業態至少在三個方面應當有所作為：一是借鑒新興業態的生產手段，這主要是高科技手段的集成創新，包括光效、音效、LED視屏和機械裝置的舞臺“景效”等，不要以所謂“維護本體”來“拒絕創新”。因為藝術發展的歷史證明，“本體”是由歷史進程中無數個“具體”不斷建構起來的。二是借用新興業態的生產方式，這主要是分工專業化、生產流水化、運營連鎖化等等。三是借助新興業態的生產平臺，因為不斷更新的電視業、網絡業、手機業等文化傳播業已經把人們帶入到電視屏、電腦屏、手機屏的“三屏時代”，具有很強傳承力的傳統業態必須認識到，只有借助新興業態的傳播力才能強化自身當下的生存力并實現其傳承力。

　　五、文化產品與文化科技

　　在文化產品的生產中，已經提及其現實性問題是文化與科技融合的問題。之所以還要把文化科技的問題單列加以思考，是因為我們不能不把握世界文化發展的新趨勢，不能不把握文化產業未來發展的方向，不能不把握綜合國力競爭中文化發展和文化傳播的主動權。正因為如此，李長春同志才格外強調“正確認識文化與科技的關系，把運用高新技術作為推動文化建設、提高文化創新能力和傳播能力的新引擎”。推進文化與科技融合，當前的總體要求是密切關注與跟蹤科技發展的前沿，加大傳統行業的技術改造力度，努力提高文化產品和服務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積極運用數字化和網絡化技術，發展傳輸便捷、覆蓋廣泛的新業態。當前，信息技術及產業的發展已成為當代文化產業變革的主要驅動力，一些信息產業高度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已經逐步形成包括網絡服務產業、數字游戲產業、電腦動畫產業、移動內容產業、數字影音應用產業等為主的數字內容產業群，這些以網絡、數字技術為核心支撐的新興文化產業，已成為當前最具潛力也最具前景的文化產業。或許可以說，正是這些高新科技推動的新興文化業態，會在未來的綜合國力競爭中，成為最具競爭力和影響力的文化力量。具體到當下的文化建設中：一是需要依靠科技進步改造傳統文化產業，還要依靠其大力發展文化創意、數字出版、動漫游戲等新興文化產業，拓展文化發展的新業態、新領域。二是需要依靠科技進步提升各類文化內容和藝術樣式的表現力，要推動相關文化藝術領域裝備制造技術和服務技術的發展，使民族文化資源優勢，轉變為文化產業的生產資料優勢和文化服務的產品供給優勢。三是需要依靠科技進步，特別是依靠數字技術、網絡技術發展的最新成果，加快構建覆蓋廣泛、技術先進的文化傳播體系和創新體系，切實增強文化傳播力和文化感染力。四是需要依靠科技進步，全面推進文化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使之與文化體制機制改革的不斷深化一起，提高文化產業對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貢獻。

　　六、文化產品與文化市場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進行文化產品的生產，必然要思考文化市場的問題。胡錦濤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指出：“要繁榮城鄉文化市場，培育各類文化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完善現代流通體制，加強文化市場監管，加快培育大眾性文化消費市場，構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也就是說，我們要加緊培育文化市場主體和市場體系，要加緊培育文化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要加緊培育文化消費市場和流通市場，還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要加強市場服務市場監管等等。就推動文化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而言，我認為要特別關注文化市場主體的培育和文化市場體系的構建。文化市場體系的構建包括“建立文化資產評估體系、文化產權交易體系，發展以版權交易為核心的各類文化資產交易市場，以及文化經紀代理、評估鑒定、風險投資、保險、擔保、拍賣等中介服務機構”等，以上李長春同志的這段重要講話指明了文化市場體系構建中的要點和難點。由于許多文化產品的價值難以準確評估，因而使得文化產權交易、文化風險投資、文化經營擔保等市場體系構建還有待觀念的突破和機制的轉型。事實上，沒有文化資產評估、文化產權交易、文化風險投資和文化經營擔保的文化市場體系，我們的文化市場主體很難加以培育，無論是存量主體的重塑還是增量主體的孕生都是如此。培育文化市場主體，我們當前尤為關注存量主體的重塑。正如李長春同志所強調的：“對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核心是緊緊抓住轉企改制這個中心環節，重塑文化市場主體，推動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從行政附屬物轉變為自主經營、自我發展、自我創新、依法運營的文化產品生產經營者。”在我看來，市場主體的培育和市場體系的建構將是一個互相推動、雙向建構的過程，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的“轉企改制”，將是我們盤活存量、使存量在兼并重組中擴張，從而成為“文化市場的主導力量和文化產業的戰略投資者”的重要舉措。與之相關，我認為我們還要特別關注“時間性市場”向“空間性市場”的觀念轉換。所謂“市場”，基本的內涵是可“市”之“場”，也即可以進行商品交換的空間。但我們一些傳統業態，特別是舞臺演藝業態的經營理念，主要是通過“辦節”或參與“過節”來辦市場，這種“時間性市場”不僅導致了市場的間歇性，還因為我們傳統的“過節”理念使得市場有“場”無“市”。樹立“空間性市場”理念的重要性，不僅是市場體系構建的本質要求，也是市場主體培育的內在取向。相對于 “辦節”的時間性市場而言，空間性市場的特點是“辦街”——紐約的百老匯、倫敦的西區都是這樣的舞臺演藝市場。“辦街”作為空間性市場的培育，不僅消除了“辦節”造成的間歇性缺憾，而且有利于市場主體的規模化、集約化經營。事實上，市場主體的培育(包括其發展進程中的兼并重組)也應強化“空間性”理念，繼美國“好萊塢”、印度“寶萊塢”之后，我國江蘇無錫正在培育的“華萊塢”就說明了這一理念的重要性。

　　七、文化產品與文化功能

　　文化功能是文化在滿足人們需求時產生的作用，正如需求引領產品一樣，功能會導航業態。比如在我們以“演藝業”為主體的諸多文化業態中，“游藝業”和“工藝業”在現時代得到了迅速攀升。“動漫游業態”(動畫、漫畫、游戲)作為當代“游藝業”的主體，一方面是高新技術的支撐，一方面也是文化功能的調整。在我們既往“認識、教育、審美”三合一的文化功能中，“娛樂”或者說是“游戲”功能得到特別的關注，這其實反映出人們物質生活水準提升后的本能心理追求。“娛樂”或者“游戲”其實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文化功能：一者中國自古便有“樂者樂也”“戲者嬉也”的主張，即便是主張“文以載道”也需要“寓教于樂”;二者文化審美功能中本身也包含著從“滑稽”到“崇高”的諸多層級，“游戲”心態也有著“游心縱欲”和“游目澄懷”的不同層次;三者“娛樂至上”和“游戲人生”畢竟只是部分人群在個別時期產生的特殊文化需求。正因為如此，胡錦濤總書記才要求“最大限度發揮文化引導社會、教育人民、推動發展的功能”，要求“推出更多深受群眾喜愛、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的精品力作”。的確，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三性統一”，取代了我們既往政治標準藝術標準的“兩個標準”。這新增加的“觀賞性”有兩種說法：一種基于文化需求，說是“領導重思想性、專家重藝術性、群眾重觀賞性”;另一種基于文化生產，說是“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才有“精品力作”。也就是說，觀賞性從文化需求來說與人民群眾需求的文化娛樂功能有更深的關聯，從文化生產來說則與高新科技推動的文化優質服務有更多的關聯——高清觀賞、虛擬觀賞、互動觀賞已成為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觀賞需求。在論及文化功能的娛樂、觀賞等無形的精神需求之時，我們還應重視文化產品被人民群眾日益認同甚至是追捧的有形的物質需求功能，比如在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結合部，且既往更主要屬于物質生產的“工藝業”回歸為文化業態就是如此。“工藝業”成為當下重要的文化業態，基礎在于人們對繪畫、書法等文化產品既可觀賞又可珍藏的特性，而其當下的升溫又顯然受到盛世珍藏熱的感染。我以為，當下討論文化功能，一是既要關注其無形的“文心”功能又要關注其有形的“文物”功能，二是既要關注其引導“民心”的功能又要關注其豐富“民生”的功能。這樣，我們文化建設的領域才會越來越大，我們文化建設的影響也才會越來越大。

　　八、文化產品與文化評價

　　文化評價是一項必須進行但又難以進行的工作。文化評價可以有總體的評價也可以有局部的評價;就局部的評價而言，可以有文化產品的評價也可以有文化服務的評價;就文化服務的評價而言，又可以有公平服務的評價和優質服務的評價……這就是說，文化評價可以在文化建設和文化發展的許多方面、許多層面甚至許多界面上來進行。我們這里要思考的主要是對文化產品的評價。對任何事物進行評價，需要有一定的標準，當“標準”只能定性而無法定量時，那其實只能是賴以參照的“坐標”。我們當下評價文化產品的坐標，一是著眼于產品的構成，二是著眼于產品的效益。如胡錦濤總書記在談到“加強對文化產品創作生產的引導”時說：要“推出更多深受群眾喜愛、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的精品力作”，要“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堅決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風，努力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有機統一”。一個“三性統一”，一個“兩效統一”，就是我們綜合評價文化產品的評價“坐標”。但其實，“三性”“兩效”中，除“經濟效益”可以量化外，其余評價要素都有一定的“模糊度”——正是這種“模糊度”導致了文化批評的“見仁見智”，也正因此而使文化批評和文化評獎有時讓人覺得“可疑”起來。胡錦濤總書記說：“人民群眾是文化產品的創造者和享有者，文化精品來源于人民群眾，服務于人民群眾，最終應該由人民群眾來評判。”人民群眾作為文化產品的創造者，是指他們的社會實踐構成文化產品的表現對象;而人民群眾作為文化產品的享有者，是指他們的文化需求應成為文化產品的價值取向。胡錦濤總書記所說的“最終應該由人民群眾來評判”，指的是“文化精品”需要通過時間來檢驗，它與一時的發行量、出票率、收視率和點擊率無關。事實上，優質文化產品的生產，還沒有一個可以量化的“標準”，而是靠一種“坐標”來倡導和引導。比如我們提出要關注文化產品的經濟效益時，我們就說不要只生產“貢品”“獎品”而要注意其“商品”屬性;又比如我們知道文化精品的創作生產不僅是一個“過程”而且是一種“選拔”，有的地方就對創作生產排出新品、優品和精品的序列。這個序列其實是把“文化精品”作為文化生產應當樹立的一種理念和應當追求的一種境界，它排出的序列一要“推陳出新”創“新品”，二要“汰次擇優”創“優品”，三才能“去蕪取精”創“精品”。也有為我們的文化建設和文化發展進行著殫精竭慮思考的智者，他們認為我們的社會需要逐漸培養與建立權威的、強有力的思想、學術、藝術評價體系;認為這個評價體系的權威性靠的是參與者的道德良心、學術良心和藝術良心，靠的是評價者對于歷史、對于祖國人民人類的責任感與獨立思考。這就是說，雖然“文化精品”最終應該由人民群眾來評判，但人民群眾可以有也應該有他們的代言人，這便是那些“對于歷史、對于祖國人民人類”有責任感和獨立思考的評價者，這些評價者將使我們的“文化精品”最大限度發揮引導社會、教育人民、推動發展的功能……至此我們也可以說，文化評價應當把文化產品是否具有“引導社會、教育人民、推動發展”的功能作為一個重要“坐標”。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創作生產“最終應該由人民群眾來評判”的文化精品;也只有這樣，我們由“文化產品”引發的種種思考才有了最實質的意義。

來源：中國文化報 責任編輯：傅少鋒